Monday, June 28, 2010

【漫谈中国的大学】

【漫谈中国的大学】（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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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丁

１．提起中国的大学，第一个必须提到的伟大的名字就是蔡元培。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年轻时就开始在本乡办学，30岁出头时到上海南洋公学任职，同时继续他自身的学习培养。其
间最有名的就是他拜师马相伯老先生学习拉丁语的轶事。马先生认为拉丁语在欧洲已经没落，没什么学习的必要，但是年轻的蔡先
生认为要学习欧洲的哲学，则必须学习拉丁语，于是拜师学习。蔡先生非常勤奋，每天早晨很早就去马先生的住处敲门请教，有时去得
太早，马老先生甚至还没起床。马先生有感于蔡先生的求学精神，于是索性让他多组织一些人共同学习。蔡先生很快就从南洋公学里挑选
了24名年轻才俊，一起随马先生学习。后来马先生就以这24人为基础，于1903年成立了震旦学院，这就是复旦大学的雏形。人说
复旦是“江南第一学府”，马老先生是复旦奠基人之一，殊不知马老先生还是年轻的蔡元培先生的老师。这样“论资排辈”，开句玩笑话，
北大应算复旦的弟子之辈。一般人所不知的是，在元培先生走马上任北大之前，马相伯先生也当过北大的校长。当时的北大，一派混乱，
校长如走马灯般地更换，直到蔡校长上任，北大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这是后话。蔡校长是马先生的弟子和晚辈，当属确定无疑。

顺便提一句，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可见蔡先生又是上海交大的前辈。

当时的中国教育，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之中，端赖社会气氛之自由与宽容，教育也很自由。无论在南洋公学还是在家
乡办学，还是在后来的北大，蔡先生都是秉其耿直的性格，坚定的办学方针，不与任何旧势力妥协，“辞职”或“罢学”是家常便
饭，但是因为社会自由，罢学以后，另起炉灶也很简单，所以，那个年代学校经常更换门庭。

蔡先生任职北大校长始于1916年。在此之前的北大，是一座乌烟瘴气的大衙门。学员们一般都是来混日子的“老
爷”，根本不知道“上大学读书”是怎么回事儿，学员老爷们都带着下人，上课时，下人到老爷房间“恭请大人上课”，老爷才放
下烟枪，蹒跚而至。而所谓“上课”，也只是一些规定不变的讲义，学员们也不学习，最多到了考试时找点别的办法应付一下而已。离开
学校，肩上多了个北大的“招牌”，升官也好，谋职也罢，多了一个资本——当时的北大就是这样。

蔡校长留学德国归来以后，先担任了四年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然后上任北大校长。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才逐
步树立起了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学风，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北大的校训。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杰
出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坚持信仰，追求真理，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抛弃一切。

北大之所以成为中国高校里巍然屹立的丰碑，乃是因为蔡校长任职期间，为北大开辟的焕然一新的校风和校训。没有蔡元
培，就没有北大。

今天的北大，动辄以“爱国主义”为吹嘘的资本，殊不知这已经背离了蔡校长的北大校风。自由主义是一个高于爱国主义的理念，它可
以包含爱国主义，反过来，当你只强调爱国主义的时候，你就无法追求自由主义了。

从北大展开，当我们回首当年的大学时，还可以看到梅贻琦校长的清华，竺可桢校长的浙江大学等等老字号的中国名牌大
学。这些老一代中国的大学的领军人物，在各自的执教时期，虽然校风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近的理念，那就是：大学是钻研
学问之地，大学不是有高楼大厦而是有大师之地。这样的理念，是他们普遍持守的信条。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所率领的大
学，其时虽然处于风云激荡的民族危难岁月，但是彼时的中国，仍处于相对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社会环境，肇始不久的大学教
育，虽然筚路蓝缕，步履蹒跚，仍然在这些出色的校长们的带领下，取得了各自的成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教育基础，这些
大学最迷人的时代，也就是这些校长们掌门的时代。同时，他们的存在，也成为当今尸位素餐的中国的大学后人们颓唐没落的一个个鲜明
的对照，思量起那些声名卓著的先辈，今人能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乎。

国民政府时期，先有外敌入侵，后有内贼变乱，民不聊生，灾变相寻，和平建设的时间不长。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大学教
育没有中断，虽历尽劫难，各个大学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这一段时间，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教育发展
史。

复旦大学的壮大，也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复旦当时内迁至大后方重庆，这段历史是复旦校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国民政府时
期，政府大力扶持复旦大学，复旦的许多学科的著名教授，就是当年国民政府从浙江大学或其他大学调到复旦去的。复旦的创始人，是马
相伯和李登辉二位先生，现在复旦大学的大礼堂叫“相辉堂”，就是取两位先生各一字而成。李登辉先生其实是一位出身南洋的华侨（确
切来说他不是中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目标就是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中国的耶鲁”。这样说起来，南北两大名校，复旦是遵循美
式风格成立发展的，而北大则是以欧陆模式成长起来的（蔡校长留学德国）。

除了北大清华复旦浙大这些今天的超一流大学以外，通观今天的绝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是晚清到国民政府期间创建的。比
如国立武汉大学，雏形成立于1893年，比京师大学堂还早，正式冠名“国立武汉大学”是1923年；（到今天，只有武大还
正式自称“国立武汉大学”。），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1904年；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院创建于1902年）；中
山大学，1924年；兰州大学，1928年；同济大学，1907年；南开大学，1919年；厦门大学，1921年；四川大
学，1896年；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1895年），哈工大，1920年，等等，加上各地的教会学校，构成中国当代教育的重
镇，成为培养中国人才的摇篮。今天我们耳能详熟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历史地来看，国民政府是延续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脉络，推翻满清王朝而成立的。时代所限，中华国民政府虽然不是完美
的，但是它至少有两大特点与后来的中共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第一，它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针对满清所开展的一
系列革命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主流社会里的一批精英人士，痛感于时代潮流和世界格局之要求，自下而上地开始的一个革命过
程。换句话说，国民革命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精英，因着自己国家的需要，为了自己国家的前途而奋斗的一个过程。”第二，国民
政府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摧毁式的社会变革，它基本保持着中国社会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大部分文化传统的既有风貌。换句话说，
国民政府的中国仍然是“中国”。

从第一个特点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合法的；从第二个特点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合理的。

作为参考，我们来看看1948年国民政府部分政府官员的教育背景。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注：南开大学创立者）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不必多说什么，当年国民政府的主要官员与后来的中共政府官员，在文化教育水准方面的差距，一目了然。当年国民政府与欧美文化
的距离更接近，与民主政制接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更高。是否可以说，如果没有内贼变乱，假以时日，中国必能走上一条与今天截然不同
的道路。上帝没有这样带领中国，我们只有一声叹息。

总而言之，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基础已经成型，就等着中共来祸害了。

2．陷落与停滞

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中国大陆沦陷，大学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就进入了一个灾变时期，在这
个时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教育中断的十年。

中共的特点，相对于国民政府，截然相反。从结论来说，第一，中共的革命乃是“中国的一小部分社会边缘人士，在外国
势力（第三国际）的煽动和扶持下，为了外国政治势力（苏俄）的需要，以恐怖活动为主要手段，在中国进行的一场推翻现政权的
过程”。第二，中共建政以后，发动了一系列彻底的毁灭式的政治运动，其结果是把中国社会摧毁，历史上那个“中国”已经不复
存在。

一对一而言，中共政权既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毛时代，中共第一代强人们靠着枪杆子的威力，还可以尽逞一时之威，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共这两个特点越来越为人所
诟病，而中共自身，根本无法给世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到现在，中共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瓶颈中挣扎，所谓“摸着石头
过河”，就是他们无奈心态的写照。可悲的是，因为这两个胎记过于明显，估计他们到死也不过不了河。

教育是否受到重视，很大程度直接取决于国家的执政者对教育的态度。从最高领袖毛个人的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来说，年轻
时代的毛，作为一个乡村青年，既没有书香门第的学问传承，也不是名门望族的出身背景，他的个人奋斗，的确经历了千辛万苦。
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打工，其中也有蔡元培先生的间接帮助。但是后来的胡适，则对毛毫不客气，丝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农村青年的轻蔑。
胡适曾直接嘲笑过毛的古体诗词不通顺。这些当年在北大“受辱”的细节，成为毛一辈子不能抚平的心灵创痛，一旦他掌握了中国的权
力，他就有了机会和权力来报复，反过来羞辱他心里深处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这就是毛对于知识分子毫不客气地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
的心理动机。

1949年建政初期，中共政权尚有很强的欺骗性，不但许多声名卓著的文化人士滞留大陆，甚至海外的部分学人们，也
纷纷禁不住诱惑而“弃暗投明”，所谓“回到祖国的怀抱”。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恰恰是“弃明投暗，自投罗网”，一系列的政治运
动，使得大学教育中断，学问的研究自然无法继续，很多人受到非人的折磨，甚至连性命都赔进去了。现如今，回首当年，虽然很多人说
“不后悔”，那也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种自我解脱罢了——一生那么宝贵的时光被耽搁，自己的尊严被伤害，你说“不后悔”，不是
别有用心就是没心没肺。

我们小时候读书时，批判“师道尊严”，后来才知道，堂堂的教书先生，本来都是被人尊敬的，当年反而要接受批判甚至
挨打甚至被打死；后来又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都是与正常的价值观相反的。以后的岁
月，我一直努力自我调整，否定毛时代教给我的那一整套价值系统，使自己不至于已被陷在愚昧人的境地。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刺激和失败，使得毛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疯子，以至于在晚年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地发动
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混乱超乎了毛的控制，他索性下令把中学生们全部赶到农村去，学校干脆关闭了。

1966年到1976年，10年间没有正常的大学考试和大学教育。这对于一个民族是何等深刻的伤害，现在我们已经
看到了某些灾难性的后果。这期间曾经有过“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而是通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大学学习。当时有个很有
名的电影叫《决裂》，表现的就是，农民的孩子不靠入学考试，而是凭着手上的茧子就能上大学。书记举着年轻人的手，看着他手上
的茧子深情地说：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我们不能否认工农兵的孩子也有上大学的资格，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大学当成茧子的培训基地。如果手上的茧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整
个民族的智商会变得很可怕。就象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中共领导集团，因为从根本上是一个乡村文盲团体，他们最在意的，当然不是教育，相反，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卑，使他们更
倾向于把所有人都变成文盲，因此他们对教育不但不重视，而且还要横加控制。这就是与其他社会领域相一致的“党委负责制”，也就是
给大学配一个“党委书记”，这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大学里的党委书记，与其他单位一样，多数是一些文化水准偏低的党的高级干部，
一般来说都是大学教育的绊脚石。最可笑的是，在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神学院里竟然也有党委书记——无神论者如何管理有神论者，这也
实在是中国特有的笑话。

3．恢复与希望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毛死掉以后，很快发生宫廷政变，中共的务实派掌握了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不被颠覆，他们开始
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治国轨道。1977年开始恢复大学教育。很快进入辉煌的80年代，全民振奋，齐心合力，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而讴
歌奋斗，那是个令人振奋，令人充满希望的年代。

关于那个年代，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简单地说，那时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满腔热血向往着祖国的明天，也真诚地相信祖国的
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这昂扬的歌声，到现在
还萦绕在耳畔，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胡和赵的执政时期，是一个思想界，文化界，言论届，出版界都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学说，各种思想并行不悖，
大行其道的时期。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一个社会思想的活跃，才是这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而且思想的自由才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思想不是敌人，自由不是混乱。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讲座，各种学生社团不断涌现，各领风骚。

没想到，1989年的枪声，把中国直接从鲜花盛开的春天打入了寒冷的冬季。短短的12年的金色时代，昙花一现就枯
萎了。

4．倒退与沉沦

1989年的枪声一响，给中国带来了混蛋逻辑。

89年以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倒退期。开枪杀人，这个任何朝代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屠杀之举，令中共政权进入了
一个死结，这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的死结。谁也绕不过去，谁也不敢承担，只有用掩耳盗铃的手段自欺欺人，等待时间的冲刷，期待
大家把它遗忘。但是如此惨痛的记忆，岂是可以轻易忘却的！

关于这个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也请参阅笔者的相关文章。

简单地说，江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畸形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民道德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扭曲。开枪
以后从地方首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国之君的人，本人的权力不具有合法性，又没有政局根基，他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悖于前朝领袖钦
定的路线之举。他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中心：“闷声发大财”。这样，整个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全民发财的狂热状态。开枪，这个
政治上的反动举措，使得政治领导人自知理亏，不敢去触摸政治领域的任何话题，因此他们只有一个途径：经济。一个国家只剩下
经济可以谈论，可以实践。这是一个绝对的非正常状态。

江时代最大规模的举措就是消灭法轮功，这是另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这次不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内乱，而
是国家机器主导的对一部分国民的疯狂迫害。对那些没有历史感的人来说，他们只认为今天的事都是合理的，他们看不到历史的纵深，
没有历史的比较和思索，看不到眼前的荒谬。如同当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们，也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好青年，谁知道自己所
忠诚的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权，谁又能预测自己的所作作为，乃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今天我们提起“纳粹”会不寒而栗，当年的“德国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不是一个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的众望所归的母亲党？这是一回事儿啊！

江时代的反动，直接波及到大学教育。不但是社会机构，就是大学里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揭批法轮功小组”，一般都是由文史
哲三个系联合举办。看看这一点，对比一下当年的蔡校长的北大，令人无限感慨，中国文化教育的倒退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在蔡校长的
北大，拖着长辫子的保皇派老先生，和维新派的进步党人同室谈笑，各个流派和思想的学者，都是蔡校长的座上宾，甚至被蔡校长亲自延
请来授课；蔡校长本人对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素无好感，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他却支持在北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两位
共产党的初期领袖，都出自北大！这是何等的胸襟和见识。而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已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思想，老哲人苏格拉底般的蔡
元培，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再出现。

江时代还有一个举措，就是给大学安排等级。本来，行政级别这套东西，只是共产党官僚体系的一个特有的东西，从这个
体系可以看到一个非法的执政党，如何分级而治，如何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官阶体系中，既互相勾心斗角又按级享受特权，这个等级
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毒瘤。有人说“我党”原来是清廉的，腐败是最近才开始的，这个说法太天真。实际上，行政级别的花名册，
早在中共进京称帝之前，在西柏坡就制定好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当皇帝，对国家建设还没有任何贡献之前，朝廷大员们如何享受
特权，就已经安排妥当。

为了笼络大学教育这个领域，江也来了个“加官进爵”，给北大弄了个“副部级”。北大校长，这个曾经引领中国教育界
潮流的辉煌的名字，现在就变成乖乖的笼中鸟，变成了可怜的“副部级”。想当年，蔡校长不但把校长这个职务看得很淡（辞职好
几次），甚至连教育部长的宝座都不希罕！

当今的中国大学教育，请恕我直言，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最近比较惹人注目的，大概是大学合并，合并活动中
比较明显的，就是本来的一流大学吞并各地的医学院。中国的大学，本来一般都没有医学院，医学院都是分开另设的。有人说：世界一流
大学都有医学院，所以，我们的一流大学也要有医学院！且慢，人家有医学院，那是人家本来的教育体系，比如东京大学，1877年成
立的时候，就是以“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两个学校为基础创立的，人家的医学院，从最初就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后来强加进去的。

最近吞并医学院的风潮，在我看来，并非是为了什么建设“一流大学”。诸位，我对中国人民在建设近代文明的各项举措
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实在是不敢恭维。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在干好事方面一无所长，在做坏事方面却是一群超级天才。
谁相信他们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那他只是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受骗者罢了。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华彩时代，已
经飘然而逝，一去不复返了。

我来告诉你们吞并医学院的真实原因：今天中国的大学，要跟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要闷声发大财，要挣钱。挣钱的最快途
径就是吞并医学院。因为医学院都有附属医院，而医院正是当今中国抢钱大户，多少人痛不欲生哀叹生不起病，其原因就是医院的
道德堕落和体系的扭曲，使得他们不再以救死扶伤为医德，而是以“闷声发大财”为抢钱的理由，毫不客气毫无人性地把医院当成
了抢钱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吞并医学院，不是为了建设什么“一流大学”，而是为了发财。现在，复旦这样的大学，富得流油，有的
是钱，因为吞并了上海医学院以后，上海屈指可数的一流大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等，都成了复旦的产业，那些医院如今都是摇钱树
啊。

另一方面，从本来的医学院来说，人家当然不愿意被你吞并。一来，人家也都是老字号的名牌大学，教育体系很完善，医疗系统
也很健全，并不需要外行来领导。二来，人家也想靠医院来闷声发大财呢！你把人家的财路断了，谁还有心思好好办学？所以，吞并医学
院以后，本来的综合大学本来没有能力管理医学部，而原来的医学院也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吞并，所以阳奉阴违。总体效果就是削弱了医
学院的水准。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了，合并根本就无法达到建设“一流大学”这样一个目的。

还有一招叫“扩招”，即扩大招生名额。说白了就是多收些学费，也是为了赚钱。真正的一流大学，从来不是靠“规模庞大”
“人多势众”来建成的。

大家可以发现，吉林大学没有出现在我上边的名单里，因为吉林大学，大部分是“我党”自己搞起来的。1946年吉大
成立时，吉林省已经基本处于“我党”的魔爪之中了。今天，吉林大学也趁着吞并之风，大肆吞并长春市的其他院校（包括白求恩
医大），其疯狂程度居于前列。幽默的长春人说：“长春市坐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长春，你一下飞机就进入了吉林大
学校园。

大学是培养人才之地，是钻研科学之地，是孕育新思想之地。这些本来的应有之意，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了。80年代，
本来有一些机缘，可以让我们越过毛时代的黑暗，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和先贤的时代发生了某些继承关系，但是很不幸，89年的枪声无
情地打断了这个继承的机会。

5．总体来看，中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最近看到一些当年大学宿舍的照片，其人物姿容之恬然，宿舍环境之
整洁，加上当年教育内容之严谨，都是今天的大学所不能比拟。与先贤们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别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语。蔡元
培，梅贻琦，竺可桢这些伟大的校长们远去了，他们再也不会归来；梁漱溟，陈寅恪们也如流星般消失在天际，同样不会再现。而
无论是那些伟大的校长还是那些卓越的教授，他们留下的空谷足音，至今仍然回响在大学教育的园地中。

这些名字和他们代表的那些美好的年代，还会重现吗？

时间的自然演进，并不会带来社会的必然进步，有人津津乐道于“明天会更好”，事实是，明天完全有可能变得更糟糕。
只要我们不努力，社会的退步时刻都会发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理解不了。这也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失败的一个重要表
征。

2010/6/22初稿

6/23改于东京

Saturday, June 26, 2010

鞭武训之尸与卢安克的受难

via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59715.aspx

鞭武训之尸与卢安克的受难

冉云飞

@ 2010-5-26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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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贡献常识

卢安克被广西省公安厅警告的事件，已在网上轰传。对于广西地方当局于卢安克的迫害，网友冰
瀑说：“我不为卢安克难受，我难受的，是这个国家终于伤害到了百般隐忍的他。”看了这样的话，令人愤怒令人动容。谈卢安克作志愿者受压问题文章已有一些，
但没有人将其与NGO的健康发展在中国受压和曾经批判武训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好在我第一时间就是这样思考的。

武训与卢安克有关系么？一个是已死的中国人，一个是活着的外国人。如果有点历史感的人，不会觉得我是
在胡乱地联想而被“不许联想”。今天先写几条出来，以便朋友看看这二者的关系，过一阵，我来挖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官方鞭武训之尸的坟，让大家见识一下
武训何以遭中共官方批判，好在我的史料准备充分。

一：我早就说过，官方不容卢安克，和官方不容中国的NGO的健康发展是一样的道理。在所有领域搞垄断，是独裁专制者的不二法门，连做好事善事，也不可与人分
享。一旦与人分享，那么不仅丧失自己的利益，而那些不通过独裁垄断者得到好处的人，便不再尿他那一壶，因为有别的更好的选择。这对事事期望民众作为奴才，
仰其鼻息的独裁者，是个巨大的打击。更不便于它在一切利益垄断下和信息屏蔽下，搞伟光正宣传。

2：卢安克是外国人，家丑不外扬。他的存在，不仅令官方难堪，而且“伟光正”宣传失去意义。再者卢安
克的存在，对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是个巨大的对比，对比即批判。卢安克曾作为2006年“感动中国”候选人，幸好没选上，不然让一个外国人感动中国，官方情何以堪啊？

3：好人出局的制度设计。我在为赵晓铃女史的《卢作孚之死》一书所写的长序《世上已无卢作孚》中早已
表达得非常明白，1949年后通过制
度设计和政治运动，成功地将一系列优秀者淘汰出局，留下无论是能力和品行上都不堪的人执掌社会，这个社会之烂，不问可知。

4：幸好推崇武训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早于1946年去世了，不然活到四九年后，他会和他所推崇的武训一样的下场，因为你的“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
活”是中共的生活即奴役、奴役即生活的眼中钉、肉中刺。

5：有网友早就说了，把卢安克赶走，或者让其闭嘴，就是为了让无耻者不显得那般无耻，或者是让无耻者
的无耻行径不为更多的人注意。打压NGO健康发展也是这样的道理。

6：武训行乞兴学，在帝制时代还受到人们的尊敬，官方的表彰。民国时也被众多的学者和行善者推崇，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却遭中共猛烈批评。其因为何，那是因为武训兴学没有官方统一的“良民证”。

7：卢安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做志愿者，武训忍饥受苦兴学，都不见容于中共官方，其原因在于什么呢？其
原因在于他们所做的事都脱离了党的领导。

8：砍掉私立学校，只允许公立，就是为了避免了竞争而产生的对比，从而产生的对大一统政权的离心力。
不容卢安克、不容NGO的根本原因在
此。

9：武训就是因为不符合中共官方愚民的统一要求，于是被隔代拿出来鞭尸。一个乞丐作了圣人，那我这
“伟光正”往哪搁，于是非得鞭武训之尸而后快，以完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圣化。

360 and 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360 and
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转
自：http://bbs.pcbeta.com/thread-734568-1-1.html

完
成人：刘欣然；方滨兴；齐向东；李伍峰；石晓虹；刘正荣；杨臻；丁丽；张鸿；陈斌

单位：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三际无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

简介：该系统提供了第三方的基于HTTP标准的规范高性能过滤接口，在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分三级进行有效的信息过滤；提供了统一管理平台，可以远程进行管
理，经单点配置过滤策略即可实现全局同时生效，且策略下发过程可保证对过滤目标的保密要求系统可以采用分布式或集中式的部署结构。系统接入简单，易于部

署，适用于绝大多数现有的搜索引擎，可以满足现有国内日查询量的处理要求。该系统已实际部署一些国内较大的搜索引擎，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全面推广和部
署该系统，将为净化国内互联网空间提供有力保障。

一点事实：当时刘欣然、方滨兴是安管中心的研究人员和负责人，而安管中心是***的运
维单位；李伍峰、刘正荣是中国最大网络审查机构国新办的网络部门负责人；齐向东、石晓虹是三际无限公司的高管，而该公司则是360安全卫士的开发者。

我
们知道国内的搜索引擎都有关键词过滤，通常认为这是搜索引擎的自我审查。然而最近有一些案例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不同搜索引擎的“自我审查”会同时失效，说明
背后并不简单。以上资料说明了这样几个事实：

1.
存在一个对国内搜索引擎进行统一关键词过滤的审查管理系统，其被称为“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2.
这个系统是主要由***的运维单位安管中心（CNCERT/CC）开发；

3. 这个系统主要需求和日常使用来自国新办，有密级；

4. 国内搜索引擎的关键词过滤有一部分是由国新办直接操作的“非自我审查”；

5.
360安全卫士的开发者三际无限公司也参与了这个系统的开发。

三
际无限公司的所作所为已经不仅仅是“将用户隐私信息交给ZF安全部门”；它协助CNCERT、积极参与建设对国内互联网的审查机制，为长城添砖加瓦，这已

经超出作恶的范畴，可称得上助纣为虐。加之之前报道称360安全卫士将***等软件检测为恶意软件，这个公司的道德水准已经昭然若揭。请丝毫不要怀疑三际
无限与审查部门和安全部门的良好关系，请丝毫不要惊讶安全部门会通过360安全卫士对用户进行监听。

为掩人耳目，中情局成立了一家高科技公司，以民间身分为幌子与谷硅高科技公司合作开发能够从互联网上获取任何内容的间谍软件。间谍软件以捆绑方式和其他软
件一起当用户安装实用软件时它悄悄地进行自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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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揭露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

via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22.html

2010年6月22日星期二

金融时报：揭露
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

原
文：FT.com / Reportage - The man who exposed
Mao’s secret famine
译文：金融时报：揭露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

作者：Richard McGregor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2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Yang Jisheng

当《墓碑》的首印版在2008年登陆香港书店的时候，它们像老式的电话号码簿那样一本摞着一本地叠放着，这本书厚重得吓人的外表与其内容的分量堪称绝配。

杨继绳，《墓碑》的作者，花了近20年的时间，进行了细致艰苦的调查，才编纂出此书。在上下两卷中，他对在中国1958年至1961年死于饥荒的3500
万至4000万中国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种以编年体呈现的描写无可辩驳。这本书给出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想要掩盖的那场悲剧中的细节。

杨的史诗般的巨作证实的是所有在中国之外学习世界事务的学生都已知道的事实——毛泽东乌托邦式的计划本来是想加速建设他称之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结果
却造成了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人为制造的饥荒。而杨继绳，作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在官方的新闻机构中供职的一员，他是如何对此进行研究并写成此书的呢？这几
乎和这本书一样非同凡响。

69岁的杨继绳在其职业生涯的多数时间里都是一名忠诚的新华社记者：他撰写报道，通过中宣部的审查，然后公开发表。与此同时，他还要完成一名角色转换后的
高级新华社记者的第二职责——他要为党提供机密内参。杨在这种实地新闻调查中不遗余力，这种调查对中央监督首都以外的地方官员来说至关重要。他的许多内参
报道，包括军队滥用职权、经济衰退和官员腐败，都被呈送到了中央高级领导的桌上，这让那些他调查过的地区的党领导们大惊失色。但是到了1989年，杨继绳
因为中央对天安门广场示威采取了暴力的军事镇压而感到愤怒，希望破灭了，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杨继绳不再为中央而打探地方消息，他开始了一项对抗其主子们的任务。他利用一名高级新华社记者所具有的特权，深入到全国各省的档案资料库中，由此揭开了最
为完整的关于那场大饥荒的全貌，这是其他中外研究者们从未完成的重任。他写的这本书是完美的内幕之作，通过与其他党员的长期的秘密合作而成型，他们都下定
决心要揭露中国几十年来对这场饥荒撒的弥天大谎。

杨继绳得到了近20名体制内的合作者的帮助——他们当中有些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了获得准确的死亡情况而默默地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艰苦的人口统计；也有一些保
留了他们所在的区域中出现的食尸情况记录；有些省级档案的管理员心照不宣地点一点头、眨一眨眼，然后高兴地为假装研究中国粮食产量历史的同志打开大门；还
有其他一些新华社的记者为了让这一惨剧的真实情况能发表出来而动用人脉关系联络。

[此处原文有删节]

杨继绳在他的研究中发现的最令人恐怖的记录之一来自于信阳，这是河南省的一座小城，也是饥荒最为严重的地方。当杨继绳造访时，他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查阅官方
档案，而是被引见给了余德鸿，余是当地水利部的一名退休干部，信阳的官员们可能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助了杨一臂之力。

余可以算作是当地的“历史怪人”——除了他不断念叨的故事与省里的地标或到城里来的第一辆蒸汽火车无关这一点之外，余在1950年代后期是信阳市长的政治
秘书，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家乡、周边的村庄甚至他自己家里出现的小规模屠杀。

在50年代后期，毛下令让中国的农田都变成“公社”，让许多过去生产粮食的农民都去“土法炼钢”。这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毛的幕僚们预测粮食产量会翻一
番，甚至在几年内会增长三倍，而钢产量将很快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新的农村合作社开始用夸大其辞的假丰收来迎合毛对粮食产量创纪录的要求。国家再按照这些夸
大的数据征收粮食，普通人很快就没什么可吃的了。

按照最保守的计算，在1958年至1961年，信阳的800万人口中有100万死亡。在多年之后，余还收到警告让他不要提及此事。但是他以自己的名字写了
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党书记。他说，“有些人问我，‘你承认了的所做的错事还不够多吗？如果官方的历史中没有包括这些材料，那么我的个人历史中要
包括。我有资料证实我的话。’”那时，信阳通常都会丰收，不像河南，常常被称为“乞丐省”，历史上就是贫瘠和饥荒之地。但是这个城市的所有优势都因统治官
员而丧失殆尽。那个时候，河南和信阳都被要效忠于毛的极左思想所笼罩，而毛只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粮食产量问题。余还能生动地记得1959年，信
阳的18个县在汇报当年的粮食产量时所召开的一系列“超现实”的会议。在每个县都大大的虚夸了产量之后，激烈的争辩结束，他们得出的数字是真实产量的3到
4倍。这样的扭曲要造成接踵而至的灾难已经绰绰有余。不久之后大面积的饥荒就席卷这一城市和周边地区。

Chinese peasants at work

图：1950
年代的“土法炼钢”小高炉

1960年冬去春来之际，浓重的死亡气息已经笼罩在这片土地。余清晰地记得季节的转换。在田边走过的他看见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冬天的时候，尸
体被冻硬了，以死去时的姿势弯曲着，密密麻麻。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冰箱里抛出来，被随机地扔在地里。一些尸体本来穿着衣服，但是衣服被其他人扒走了，他们的
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春天到来的头几天里，尸体开始解冻，散发出浓重的气味，渗透到每天要过的日子里。而当地居民已经被吓呆了。

活下来的人后来抗争地说他们缺乏人手，精疲力尽，不能为死者准备体面的葬礼。他们说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尸体要怪饿狗所为，据当地的谣言传说，这些狗在吃了死
人肉之后眼睛都会发红。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不是饿疯了的动物吃的，他们是被当地居民吃了。
那个冬天，以及那之后的另外两个冬天，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余所讲的这些让杨继绳震惊。“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惨酷，”他说，“在古时候的饥荒中有食人现象。曾有‘易子而食’的说法，因为他们扛不住吃自己的孩子的残
忍。但是这比那还要糟糕。”

毋庸讳言，《墓碑》不能在中国发表。没有一家出版商敢碰这个题材，即使它在香港销得很快。在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武汉，社会治安综合管理部门办公室把《墓碑》
列为“淫秽、色情、暴力和少儿不宜书籍
”名单之中，一旦被看到就会被没收。另外，党将《墓碑》默默封杀，不允许在媒体上提及，也避免出现对这本书引人注目的批评。

如果你能理解那股阻挠关注杨继绳的书的强大力量的话，你也能理解他从一开始就在与怎样的力量对抗来报道和书写这本书。中宣部是书写中国历史这一战斗中的骁
勇之军。它的卫兵在所有可能引起辩论的关键点上都站岗放哨：在学校，他们看管着教科书；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他们监视着学术成果；在统战部，他们为香港和台
湾同胞准备了“正确的历史资料”；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中，他们审查从记者到电影导演的所有作品。象首都的所有重要的党的机关一样，中宣部没有公开的电话号
码，或挂牌的总部。他们发给媒体的指示就是机密。

中宣部从来没有低估过他们的任务之艰巨。这任务堪比国家安全正危在旦夕那么重大。“在中国，中宣部的领导就象美国国防部和前苏联的农业部那么重要，”从
1990年以来的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长达八年的刘忠德这么说。“中宣部的领导方式会影响到国家是否能保持稳定。”

在1990年代初期，杨继绳成为了新华社的流动经济记者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出差。他还写了党长期以来压制的其他话题并署名发表——关于1989年的镇压；
高层领导的政治内斗；最重要的，是关于饥荒的报道。他的表面工作是真实工作的最好伪装。

[原文此处有删节]

杨继绳在政治上的领悟也有个人的原因，那是在他采访了湖北的一名长期担任领导职务者之后。这位官员告诉杨继绳那场饥荒在他的家乡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的死
亡，他开始重新思考1959年他父亲的死亡。

杨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垂死的那一刻，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住在公社里的一名高中生。他也是共青团党当地支部的宣传委员，一名狂热的毛的支
持者。杨当时正在为宣传“三面红旗”运动写板报，为“大跃进”和公社大唱赞歌，一位同学冲进屋里。“你爸快不行了，”这个男孩子说道。杨后来为没有能早点
回家为家里人挖野菜而自责。那时候他没有想过要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或共产党。这是一个个案，属于家里处理的事。30年后，他有了不同的想法。

在后来的十年当中，杨继绳时不时地把自己锁在省档案馆里查阅记录——人口数字、粮食产量、气候摘要，人口迁徙，以及他能够查到的任何其他资料。对这场大饥
荒的研究是他曾经做过的最庞大也最有风险的项目。他假装在研究农业问题和粮食产量，从而获得了几十年来都被死锁着的那些文件，如果高级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还
不能让他查阅档案的话，他就动用他的同事与省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我的同事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悄悄地支持我。”

在中国西部的甘肃，一名前新华社支部的领导曾因他的左倾观点而广为人知，他支持了杨，并给了他资料。在四川，人口众多的天府之国，另一位上了年纪的记者作
了同样的事。当然，他的伪装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在贵州，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杨差一点就要前功尽弃。他的同事把他带到省级的党委所在地，想要获得查阅档
案的许可。神经高度紧张的部门领导询问了档案室的领导，后者又把这一要求汇报给了省级的党支书。此人再向上汇报，他的领导决定问一问中央的意思。询问中央
可以很快地揭示出这一研究是个骗局。杨继绳说，“我们差点儿就完了，”听说已经向北京发出了问讯，杨冷静地告辞，说他会下次再来。结果，《墓碑》中没有对
贵州的详细报道。

杨继绳始终都在担心他会被抓住，他的同事会被惩罚。“我觉得就像一个人进入深山寻宝，孤身一人，周围的野兽在虎视眈眈。”他说，“这很危险，采用这些资料
是被禁止的。”

甚至最终的全国死亡人数也成了被揭开了的秘密，而这一数字西方在20年前就已经知道。为了计算这一数字，杨采用了他从省级档案馆获得的机密数字。但是他也
请教了另一位内部人士，一位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多年以来他都在默默地收集着关于这场饥荒的影响的材料。

王维志1959年从苏联学习人口统计后回国，那是大饥荒的第一年，他进入公安部工作，之后在那里度过了30年。这一工作给了他独特的优势来追踪饥荒的影
响。在共产党统治的前35年中只作了三次人口普查——分别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公安局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家庭人口登记进行对比和记录，一
年更新两次。理论上，王可以获得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县报上来的最新人口数据。

在1962年，王对饥荒的实地影响有了粗略的感知。那时他被派到安徽的凤阳，那里的死亡人数与信阳可有一拼，这个工作组不是中央派去调查前两年的饥荒造成
死亡人数的，这一话题的政治敏感度实在太高。他们是被派去调查为什么1963年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原因并不难发现。老人和孩子都没能熬过饥荒。王说，“在
那一地区最老的人是43岁，最小的7岁。”

王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努力了数年，才获得了全套的整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饥荒时期的数据被禁止查看。1958年之前的什么数据都容易获
得，之后的就很难找到。“那时候这些数字是非常敏感的，几乎没有人能看到。”王说，“比如在山东只有公安部最高的五位领导可以看到：书记、省长、及这两位
的副职，还有公安局长。”但是在1970年后期，政治气氛有所改善，王悄悄地收集这些资料。而直到1990年代，当杨继绳来敲他的门时，他才给出了他自己
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并予以发表：3500万。

要说个性的话，王看起来是一位无情的公务员，他对这一悲剧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作为一名专业的人口统计学者，而不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他严格地依靠数据
说话，那本往期的存在他家中的办公室角落里的政府人口书中全是带数字的表格，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说，看看这里，一边把灰掸掉，手指指着一列数字，一
个省的人口下降了300万。当我问他1980年代当真实的死亡数字逐渐浮现出来的时候，中国有什么反应，他耸了耸肩。“因为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人们都麻
木了。”他回答说。对杨来说，王的专业精神非常珍贵。在一个事事都与政治沾边的国家里，王严格地依据事实说话。他说他很高兴能够帮助杨。“对我来说，这些
就是事实。如果有人想要调查，我会给他们事实。”

[此处原文有删节]

直至今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有多少人死于那场饥荒，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有过一次内部调查。主持那次调查的那名学者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西安的一家
自动化制造系统中担任讲师，之前他在印度学习过不到一年的人口统计。他给出的数据是1700万非正常死亡。这一研究误差很大因为它的主要数据来源是有记录
的死亡。“那个时候超过一半的死亡没有记录。人们当时考虑的是生存，而不是统计数据，”美国的人口统计学家Judith
Banister说。同时这一研究的主持人，蒋正华，也因为他的工作而大受奖励，最终被提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

杨继绳下决心准备应对《墓碑》面世之后当局的反弹。当然，他很容易受到伤害。他现在还和妻子居住在由新华社提供的一间退休公寓里，每个月要从政府领退休
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他的合作者们也同样没有受到党的干涉。杨说，“当局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愚蠢了，如果是在过去，我死定了。我的家庭
也会被毁掉。但是现在我还在写书、演讲。我没有被送进监狱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还是有改变。”

我上一次和杨继绳谈到《墓碑》的时候，他总结了中国和党的演化，这些话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说：“这个体系在腐烂，这个体系也在演变。它一边演变一边
腐烂。还不清楚最终哪一面会占上风。”

Richard McGregor是《金融时报》的新闻副主编。这篇文章是他的新书《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中的节选章节。（Allen
Lane出版，定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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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书评]：中国共产党就象上帝

杨继绳：历史并不遥远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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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频道—看中国”、“金融时报”、“译者@xiaom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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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评论]看郑大世热泪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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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评论]看郑大世热泪有感

朝鲜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鲜于钲 (2010.06.18 16:15)
歌唱家金永吉以“永田弦次郞”这个名字在日本得到认可。但他对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当作自己的祖国。对他来说，唯一的祖国就是北韩。金永吉在南北通船后便毫不犹豫地前往北韩。面对来到港口的歌迷，他铿锵有力地说：“永田弦次郎不复存在。”他唱着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和《阿里郎》，不停地向歌迷们挥手致意。

金永吉到达日思夜想的北韩清津港后，先一步回到祖国的好友传奇舞蹈家崔承喜前来迎接，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不久后举行的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庆祝演出舞台上，金永吉受到了金日成的热烈欢迎。在北京演出时，周恩来给予了欢迎。但7年后，有关他的消息便在自己的“祖国”永远消失。

金永吉毅然前往北韩的举动对许多旅日青年同胞造成了影响。就读于国立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的韩国籍人才Jo Ho-pyeong也选择了这条路。Jo Ho-pyeong在金永吉回国2年后与日本妻子一同踏上了开往北韩的轮船。尽管父亲举起菜刀表示反对，但都徒劳无功。Jo Ho-pyeong在5年后杳无音讯。他的下落直到28年后才得到确认。当时北韩破例回应了国际人权团体的询问，称Jo Ho-pyeong因涉嫌间谍罪而被关押在收容所，在与家人逃跑过程中被枪杀。Jo Ho-pyeong和日本妻子以及3名子女均在他的“祖国”遇难。

女歌唱家全月善的父母将4个儿子全部送往北韩。尽管出生于庆尚南道，但都选择北韩作为自己的祖国。全月善的兄弟失去音信是在前往北韩10年后。此后10 年，四兄弟一直生死未卜。母亲拜托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赶赴北韩。等待母亲的是骨瘦如柴的三兄弟。他们颤抖着身体告诉母亲：“被当作间谍关押在收容所9年，老二扛不住严刑拷打，死在了收容所里。”死去的儿子连尸骨都未找到。

记者去年12月在大阪见到的脱北者Go Jeong-mi表示：“到达清津港那一天，哭着说‘要回到日本’的哥哥在港口彻底消失。”直到8年后才收到一张死亡通知。一病不起的父亲临终前说“我遭报应了”。父亲出生于济州道，在日本作为朝总联干部参与同胞北送工作，他将数万名同胞送到了北韩，后来自己也前往北韩。

1959年至1984年选择回到北韩的旅日同胞人数共有9.334万人。数万名前往北韩的旅日同胞生死未卜，在“祖国”的收容所里永远消失。

▲鲜于钲

几天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向郑大世提问：“生活在日本，拥有韩国国籍，为什么要选择效力于北韩队？”郑大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郑大世的母亲在北韩队对阵巴西队的比赛结束后表示：“今天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世界对北韩的看法。”

半个世纪前，9万多名旅日同胞与郑大世有着同样的想法。他们勇敢地踏上了回到“祖国”的轮船。不难想象，如果郑大世是在那时选择回到北韩，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如果死去的那些旅日同胞看到郑大世在赛前流下眼泪，会做何感想？对近来一些韩国人被郑大世眼泪感动的现象，更是无话可说。

Thursday, June 24, 2010

[特派记者评论]看郑大世热泪有感

我来818重庆希尔顿酒店被责令停业整顿的真实内幕

我来818重庆希尔顿酒店被责令停业整顿的真实内幕
『重庆』我来818重庆希尔顿酒店被责令停业整顿的真实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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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作者：廖肥肥发表日期：2010-6-21 03:46:48
趁着看巴西比赛中场休息，来爆个料。关于重庆希尔顿酒店被责令停业整顿的真正内幕原因。
　　首先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此次事件绝非一次常规的警方打黑扫黄行动。毕竟酒店里面沾点黄赌毒的太普遍了！之前被端了的大世界的云梦阁，万豪的白宫……都是因为涉及了真正的黑社会组织，影响力较大。而希尔顿酒店属于一家涉外酒店，没有绝对的理由，市局是根本不敢动的。请大家注意的是，此次市局对希尔顿酒店是责令全面的停业整顿！也就是说并不是针对酒店的某个夜总会。在此可以看出，希尔顿是得罪了某些高层中的高层才导致如此下场。
　　
　　在此也不多说，就转个江湖流言哈！
　　
　　最近有个BXL请到重庆参加一个活动的高官到希尔顿入住，没登记，派出所民警查到了，非得要他登记，但领导不登记，民警也硬得很，就不准他住。当时可能发生了一些冲突~当领导的肯定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撒……结果就发生了BXL喊老王去受训！
　　
　　再接下来就有了希尔顿被停业整顿的下场，具体的理由市局一找一大堆！撒子涉黑呀（黑都打完球了），容留卖淫呀（哪个酒店没得？）……不过其中说到的在外事接待上故意制造麻烦确实是真的。具体就不说了。
　　
　　这次事件还导致一个区分局副局长和一个治安支队的队长下课。
　　
　　以上纯属江湖传言，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

Tuesday, June 22, 2010

1949中共进城干部大抢亲（亲历史实）

1949中共进城干部大抢亲（亲历史实）

方影竹

一、城里有酒和女人，冲啊！

　
1949年1月31日下午1时，解放军进驻北平。以此为标杆，中共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夺权大业。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狂热
地讴歌革命，投入中共怀抱。像我这样17岁的男青年参军，决心是拿起枪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女青年呢，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鼓舞士气的文艺工作
者，都是她们的用武之地。谁想到，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懵懂间成为了进城干部的猎物。在“坚决服从分配”的誓词下，她们的婚姻就被分配了。政治工作是军
队的灵魂，团长看中一个姑娘，团政委去做动员，政委看中谁，团长动员，政治工作的力量一发挥，天真的少女上哪里逃脱?
再加上爱好虚荣的人性弱点，成为高干夫人，一夜之间光环缭绕，何乐不为？

　　昔日彼得大帝攻城略地，阵前喊一句：“城里有酒和
女人，冲啊！”将士无不赴汤蹈火。这蛮性十足的话是不能道破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49的抢亲老风景线，以及与时俱进到目前官场包养二奶的
新风景线，都是彼得大帝口号的生动再现。　　　　

二、精心设计的高栏与滑梯

文学作品里的“抢亲”故事

所谓“烧饼干部”，说的是有位老干部进城后跟一个女学生结了婚。有天晚上，天朗月明，妻子满怀热情邀请丈夫到外
面去赏月，丈夫却冷冷地说，月亮有啥看头，圆不溜球的，像个烧饼，想看，叫警卫员陪你去。

——郑文珊《饮
马拉萨河》

《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
待这批蜂拥而来穿上军衣的青年知识分子，男军人面前是难以跨越的婚姻高栏。在思想上，号召你成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马特洛索夫是苏德战争中用胸膛堵德军
碉堡枪眼的苏方士兵，是黄继光和所有革命军人的榜样。在政策上更有严格规定。有一次跟组织部门的人聊天，他告诉我：你若是营级干部，有六年军龄可以结婚；
若是连级干部，有十年军龄才可结婚；像你这排级干部呢，到三十岁就有结婚资格啦！

　
相形之下，女军人面前是精心打造的坡度极大的滑梯，结婚年龄全无限制，让她们迅速而直接地领略了党的亲爱。那时尚未制定正规的婚姻法，没有十八岁才能结婚
的限制，谈年龄还用虚岁，即在周岁上加一岁。实际上许多十五、六岁的少女就同高干入洞房了。

　　几十年后，放眼元老家庭，几乎都是遗
孀当家，权势不缺，但孤雁哀鸣的滋味，难以启齿；相反的，鳏夫则寥寥无几。

　　以我熟悉的两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为例，女的嫁给了一个
“三八式”（1938年前参军的老干部），男方则和我一样，无权结婚。他发牢骚说，他的女同学是“航空路线”，指她只找官儿大的嫁。这句怪话到镇压反革命
运动时被列入“反革命言论”，挨了一顿整。

　　另有一对本是恋人的青年同时参军，女方被老干部挖走，在结婚典礼上，男方愤然说了一通不
在道儿的话，使尴尬的新人快意全消。不久，此人被做转业处理了事。

三、一个司机的故事

　　前面有车，
后面才有辙。列宁有过齐人之福，他下面有过杯水主义；毛泽东不用说了，进城之前的中共高干，喜新厌旧之风早就刮起来了，只是轮不到中层罢了。这里举一个河
北石家庄地区运输公司司机的寻父故事为例。

　　有一天母亲把他叫到身边，打开一张红色文书，上面有两个大字：“婚书”。这位司机吃惊地
听妈妈细说原委：妈妈不到二十岁嫁给了一个农民，很快怀孕，但没等孩子出生，丈夫就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走了。妈妈等了三十多年，一直到“文革”过后，听同村
的人告诉她，丈夫已经是北京军区的领导人，而且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又成为军队知名人物。妈妈嘱托儿子，去看看你的爸爸吧！

　　他带
了父母的婚书，找到北京军区。接待人员打量眼前的中年男子，看了他的工作证，不像是冒认官亲的无赖汉，就逐级汇报上去。最后，一位很负责的干部出面同他谈
话。双方相当坦诚。他说，我并非为钱而来，因为我工作稳定，生活不愁，我来只是想和父亲见见面。对方表示信任和理解，然后说，你要找的人现在身为党和军队
高级干部，老婆孩子也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你们的会面，定会给这个平静的家庭掀起波澜，同时也给党和国家带来不良影响。……

　　一个老
实巴交的开车的，怎对付得了中共政工干部！他怏怏而回，母亲死灰复燃的一点火星，此时彻底破灭，不久病逝。死前排尿困难，运输公司两名医生为她排尿，其中
一名是笔者的妻子，另一名医生姓包。包医生说，看她排尿器官的外观，像个未曾结过婚的少女……。那个时代，落得这种命运的女人千千万万。这也就是为什么戏
剧《秦香莲》常演不衰，陈世美遭人唾骂的潜在缘故吧！

　　但重组家庭的人总是振振有词地说：那是封建包办婚姻，反抗才是进步。我们要
说：你们对糟糠之妻没有个交代，就是不折不扣的重婚罪！　　　

　　1949前的此类实例，多发生在军级以上干部中。到1949年，自然
是师、团、营级干部大显身手的时刻了。在营、团级干部中，确实有初婚的。他们的老少配就更有理由。一名娶了个十六岁女兵的干部，在我面前大发神经地说：我
们把青春献给了革命，今天老了，难道就非找寡妇不行！
　　　　　　　　
四、反向抢亲的一个实例

文学作品里的“抢亲”故事

“嘿，你若不赶快给自己定下个男朋友，小心给你分配个老干部！”她曾逗弄那位长得颇似领袖人物的女伴。军队里不少高干，进城后甩掉了乡下的小脚老婆，另娶
了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在女兵们身边晃来晃去的身影，颇令她们反感。

雯的玩笑，不知怎么传到了上级领导耳中。于是，全体新兵集合到礼堂里，
接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我们队伍中的革命老干部，是为了你们的今天，献出了他们的青春。能与他们结合，是你们的光荣！大家的态度
应当端正，而绝非讥讽嘲笑！”首长的声音铿锵有力，目光凛冽如剑，扫过雯的头顶。接着，首长便提到了有人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开的轻浮的玩笑，是对领袖的不
尊重。

雯羞愧于自己的浅薄，面红耳赤地低下了头。这些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提醒着她与革命队伍之间与生俱来的距
离。

——李彦《红浮萍》

《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说
“抢亲”，女对男的例子也不少。

我曾是军队学校的教员，学员都是前来学文化的老干部。我的一位同事，年轻英俊，是乒乓球队和排
球队的主力队员。他打完球就在楼前自来水管前擦身、洗衣，此时就有一位女团级干部帮他涮衣服。女军人能成为团级干部，非同小可。在战场上是不兴走后门的，
非智勇双全、神枪在手者莫属。如今春去秋来颜色故，婚姻上自有坎坷。但这位昔日的游击战女英雄，再萌春意，只略施小计，就成功导演了“新编井台会”，同她
的男教员结婚了。

　　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近四十岁的新娘，一身黄呢子军服，两杠一星的中校金色肩章闪闪发光。须知当时军衔有金色和银
色两种。金色为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银色为行政、后勤军官，新郎和我一样，是银色的少尉牌牌儿。我们自惭形秽，都穿了便服。新娘没带军帽，发髻上系了紫色
绸结，将一把糖抓给我。我在她开朗的笑容面前，顿时感到心尖儿颤动。我，也在游击女英雄面前举手投降啦。
　　　　　　　　
五、阶
级路线上的吊诡

　　到1955年授军衔后，少女已被瓜分完毕。我辈男性知识青年也多二十五、六岁了，这才被打开结婚之门。但对
知识分子，领导持有一种提防心态，特别强调阶级路线，不能同家庭有问题的女子结婚。我的战友郭东昆在天津北宁公园同学生联欢中，同一名女生有了恋情，打了
结婚报告。领导一调查，女方父亲是在“镇反”中镇压的，立即驳回。但男方坚持要结婚，被立即清除出军队。我另一位战友孙道明，曾任华北军区文工团舞蹈队队
长，近四十岁认识了张家口一位演员，因她的前夫被关押，结婚申请自然被驳回。他为结婚也选择了离开军队的道路，落户在柴沟堡。

　　笔者
的婚姻道路也不平坦。授军衔后，我不需要等到三十岁了，经过介绍准备和同事的妹妹结婚。她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中校军械官，因而被分配到河北坝上（内蒙
高原）行医。我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不说明理由，只告诉我：另找吧！我坚持，也准备走郭东昆和孙道明的道路。但因我的业务部门首长顾炎替我说了话，才没有从
钢丝上掉下来。

　　相反的情形是，姐妹二人，父亲是大局易帜前东北的一个省长，结果是妹妹嫁给中共高干，姐姐则在我的同事离开军队后才
得以结婚。这正是：一条路线，两个账本！

　　应该说明，在古代，在今天世界某些角落，抢亲只是一种婚礼习俗，无可厚非。事实
上，1949大抢亲中，和谐相处一生的也非少数。笔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绝无意诋毁他们。但忘记过去，意味着怯懦和欺骗，写出亲历的那一场大戏，对关注历
史的人，不是无益的吧！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Monday, June 21, 2010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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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0, 2010

被封锁的甘肃张掖假羊肉的消息zz

发信人: powershadow (鲍鱼○英语好好玩), 信区: Food
标题: 被封锁的甘肃张掖假羊肉的消息zz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n 12 21:58:12 2010, 美东)

被封锁的甘肃张掖假羊肉的消息zz

甘肃省张掖市有不法分子生产、销售“假羊肉”。

所谓假羊肉，其实是猪肉，他们以猪肉冒充羊肉，打上“清真”的标牌，产地冒充为青
海、乌鲁木齐等地……甘肃张掖生产假羊肉

　　今天，当地的数百名穆斯林群众根据线索，找到生产窝点，随后相关部门介入，将
黑窝点查封。

　　现初步查明：几个不法分子将猪肉用机器削成薄片，打上“羊肉卷”的包装，发往
兰州、西安和乌鲁木齐的火锅店。这些不法分子白天生产，晚上装车，已至少生产200吨
假“羊肉卷”，查封20吨，180吨已流入市场或被消费者食用。甘肃张掖生产假羊肉

　　案发后，当地群众首先获取证据，包括假羊肉卷和现场录像及照片。

　　甘肃张掖生产假羊肉当地警方和相关部门同时封锁相关证据，不准外泄。

　　此消息传出后，各地忌食猪肉的人们深感震惊和愤慨，急切等候案情进展。这是继
毒奶粉、假鸡蛋之后的食品方面的又一恶性事件，且涉嫌破坏民族和宗教方面的法规。
甘肃张掖生产假羊肉

　　希望：政府和受害方通过法律途径依法处理此事。

甘肃张掖生产假羊肉

陆续补充：

1、如此恶劣的造假行为，当地政府居然不知？而且，在案件尚未调查和取证的情况下，
张掖市的检疫、工商部门急于“销毁”假羊肉！当地群众志愿出来保护现场时，又出动
大批警察，荷枪实弹，好像维权的群众要“闹事”。显然，当地有关部门想隐瞒此事，
想扩大事态。有图为证：2、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十分严重的食品造假事件，在那样龌
龊的作坊，竟然“生产”数百吨假羊肉，这不啻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更破坏了国
家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犯罪嫌疑人被“扣”，仿佛继续“办公”。

3、此消息已经传到相关受害省份；甘肃的一些社会团体代表正前往张掖市。此次事件表
明：张掖市的食品生产管理严重失恐，从而出现这种恶性案件。

4、忌食猪肉的穆斯林群众得知此事后，颇受伤害，情绪激动。

5、希望：有关部门认真对待此事，万万不要以为广大穆斯林群众缺少文化，就可以大事
化小，却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6、最新消息：本文从中国最大的穆斯林社区论坛消失。这表明，相关部门意在隐瞒和搪
塞。因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造假事件，要不是涉及我们穆斯林，早就上了网络首页
！

7、【兰州讯】今天下午，穆斯林群众在兰州焦家湾冷库抓获一车来自张掖的假肉，他们
意在转移罪证。

8、【张掖讯】从临夏前往案发地张掖的穆斯林领袖和群众代表30余人已经到达张掖。此
前，他们在路上受到张掖警方的盘查。

9、【青海讯】因不法分子冒用青海为假肉的产地，严重侵害青海的声誉，并损伤穆斯林
群众的感情。青海省相关部门将派员前往张掖，就此事进行交涉。

10、【张掖讯】今晚，张掖市市长在电视台就此恶性事件公开道歉。并撤销相关四个部
门领导的职务。

湖南法院发生枪击事件

via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6/100601_breaking_hunan.shtml
最新消息：湖南法院发生枪击事件
永州地图

湖南省永州政府证实，当地零陵区法院星期二（6月1日）发生枪击事件。

新华社报道称，一名男子在庭审期间持冲锋枪对审判长、书记员等四人射击。

报道称，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二早晨9时50分左右。

不过湖南媒体报道称，枪击事件发生在法院审判大楼一间办公室。

湖南三湘华声全媒体报道称，枪手在上午9时55分进入位于零陵区法院大楼五楼的水口山庭庭长办公室。

报道引目击者称，枪手头戴鸭舌帽，背黑色旅行袋，进入办公室后持猎枪射击室内众人。

目击者说，枪手随后又从旅行袋中拿出手枪射击，手枪子弹打光后，又从旅行袋中拿出一支冲锋枪对赶到现场的其他法院工作人员扫射。

最后他被法院工作人员包围，开枪自杀。

三湘华声全媒体称，枪击事件造成零陵区法院水口山庭庭长赵户林、副庭长蒋启东和书记员黄兰死亡，法院芝山庭庭长谭斌和法警伍小辉等多人受伤。

目前当局尚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及其动机。

Wednesday, June 16, 2010

去年中国人对郑大世的看法

去年中国人对郑大世的看法

2010-06-16 16:46:35 来自: ☠甜马尾☠(蛇【Θ左耳英伦右耳蟋蟀Θ】鸟)

http://comment.sports.163.com/sports_bbs/58J977PI00052VF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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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鳏夫杨主任
2010-06-16 16:47:31 中年鳏夫杨主任 (猥琐且装逼并热爱SY)

网易体育5月5日报道

终场哨响，日本川崎前锋在泰达主场只能接受一场失利。输球后，效力于川崎前锋的朝鲜籍国脚郑大世比任何一个人都激动，他不仅煽动队友不要和泰达球员握手，更是在场边模仿“中枪”动作，向中国球迷挑衅。

作为川崎前锋队的锋线尖刀，朝鲜人郑大世在本场比赛受到了更多的照顾。一向脾气火爆的郑大世几乎从比赛一开始就不断与泰达球员发生着摩擦，几乎半数以上的冲突都是由郑大世挑起。司职前锋，郑大世不仅没有完成一脚射门，甚至连像样的过人都没有，这也让郑大世的心态逐渐失衡。赛后，郑大世显然成为川崎队中情绪最为激动的一个，比赛一结束郑大世便挥手向队友示意，煽动队友不要与泰达球员握手。

随后，郑大世又跑到本场比赛一直盯防他的何杨前，对何杨恶语攻击，凯莱表现的非常绅士，试图拉住郑大世安慰年轻人几句。但是郑大世不仅没有理睬，反而情绪更加失控，见人便骂。

在郑大世的带领下，大部分球员都径直走向球员通道。在球队主教练的要求下，川崎球员才回到场地向远道而来的川崎球迷致谢。川崎球员在场边出现也引起了泰达球迷的奚落，但是郑大世显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失控的郑大世又开始挑衅起泰达球迷。郑大世先是把手放在耳边，做出倾听泰达球迷声音的动作。随后又用手指指向天津球迷，这时他突然身体向后倾斜，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近乎倒地，脸上则是一副嘲笑的表情。

这些举动也深深的伤害到了泰达球迷，更多的球迷也开始与郑大世对峙。也许郑大世模仿“中枪”动作是无意为之，但如果真是郑大世用心险恶，想必全中国人都不会原谅这个朝鲜小伙子。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作者：三金)

大跃进简史

跃进简史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5285.aspx

推倒柏林墙

@ 2010-3-27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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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通告
分
类: 未归类

大跃进可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短短三年时间便造成了三千万以上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我党为人一贯低调，
从不宣扬自己的功绩，多数中国人对此事知之不详。今人在谈到毛时代“亩产万斤”、“文革”之类的荒谬事件时，总是一笑置之，觉得前人太过愚蠢。其实等你了
解了“愚蠢”的细节，可能会发现今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

在说大跃进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始作俑者毛泽东。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
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
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正
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
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
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在毛泽东的眼里，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军事力量体现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军工主要靠苏联支援，这个援助当然不是白给的，要用真金白银去换，而中国能拿得
出手的东西无非就是农产品了。为了把全国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用于出口换取工业，53年我国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2】，农民不管种出多少粮食，
自己只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刚够解决温饱，剩下的要统统卖给国家，用于保障工业需要和对外出口。这成了日后大饥荒的重要伏笔——当你宣称自己亩产万斤时，
吹这个牛逼是要上税的。

光有粮食统购统销制还不够，我国的部分农民觉悟低不爱国，私藏粮食瞒报产量，跟国家大打游击战，中国有三四亿农民，政府自然应付不来。为了解决收不
到粮的问题，同一时期毛泽东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说通俗点，就是把若干农民集合为一个“公社”，共享生产资料，平摊劳动成果，每天按时上田，定点回
家，还不准自己搞副业，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养一只鸡，那就是搞资本主义，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毛泽东而言，合作化有两大好处。首先毛泽东信奉“集中力量办
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将统治者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的每个角落，把农
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都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曾一语道破天机，说人民公社好，“便于领导”【3】，甚至放言要“把六亿人口的饭管起
来”【4】。合作社不仅让征粮问题迎刃而解，也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要说这生产力有所提高吧，实际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说是打了水还得献给方丈了。失去了竞争和奖
励机制，农民的劳作积极性大大下降，到最后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观【5】，
农副产品产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猪数量减少20%，砖瓦数量减少27%，蛋类下降一半，茶叶产量仅有30年代的50%【6】。入社需要上缴所有
的生产资料，农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财产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些人干脆砍掉自己的果树杀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国掀起了一阵生产资料破
坏大潮，按刘少奇的话来讲：“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7】。”而且加入公社之后劳动时间大大提高（这也是毛泽东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农
民怨声载道，说入社不如去劳改，劳改还有星期天。一方面每天遵从公社的安排按时下地，一方面又没有劳动积极性，结果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田里混
日子。

既然农民这么讨厌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泽东很清楚这之间的矛盾，曾有言：“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8】。”他一方面表示入社全凭自
愿，一方面却又给合作化下了指标，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入社【9】，并且将完成程度和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如此一来下面的官员别无选
择，只能逼迫农民入社，各个地区奇招百出，威胁说“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蒋介石走”，再一指旁边正惨遭批斗的富农，稍微明白一点和谐
社会真谛的人都会乖乖屈服。万一遇到刺头怎么办？好说，出动民兵把人抓回来喝茶，先进分子轮番上阵，促膝长谈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说实话，这还算
是文明的了，那个年代法院这种东西比现在更可有可无，只要手上有权，个个都是土皇帝，区区几个农民想跟政府斗，那你还不是自寻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区
的合作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85%，到58年底全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合作化，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要快，这让毛泽东精神抖擞，也充分体现出
了专制体制相对于民主的优点：办坏事效率高。

我国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属于没抓到问题的重点。合作化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有没有自
主选择的权利，自愿的叫合作化，非自愿的只能叫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农奴制，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
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尤其是我党当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买人心，这才没过几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谓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农民在公社的强制要求下进行劳
作，多余的粮食被强制收购，58年后更是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而且一般的农奴制还没说是一下饿死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这么有才的。联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轰轰
烈烈的消灭农奴运动，就会发现共产党与西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变态农奴制与传统农奴制之间的冲突。

不光农民反对合作化，党内也有一小撮官员向毛泽东开了炮。1955年全国各地乱象浮现，副总理邓子恢紧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万个，
引得老毛大怒，说邓子恢的做法“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10】。”将邓子恢一脚踩翻。为了对付这类反动分子，这段时期老毛可没闲着，各种政治运动搞得风生水
起。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屡次摆出姿态，说斯大林“杀错了很多
人”，要知识分子“百花齐放”、“言者无罪”【11】。要不怎么说书生天真呢，马上迫不及待的出来针砭时弊，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当世明君，一个个感激涕零。
不过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鸣大放的场所只限定于部分大字报和座谈会，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和谐的言论登在报纸上，让众人来了个内部交流、自娱自乐。到了6月
12号，情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
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这反右斗争就像搞合作化一样是带指标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伟
大领袖说了10%，下面的人绝对不敢只抓9%，不够的凑也要凑出来，最后500万知识分子中有55万遭了殃。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可
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55年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毛泽东指示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约百分之五”左右【12】，你少抓一个都不行。毛泽东不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周恩来
和刘少奇等人也受到过他的特别关照。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工业上的投入过大，忽略了民生和基础建设，在56年时写了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
绪》。这个标题是很给老毛面子的，但老毛只在后面批了三个字：不看了。“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3】？”直到58年全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欣喜之余仍对周怀
恨在心，心说要不是这孙子捣乱，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早就跨上新台阶了，于是旧事重提，向周发难：“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14】。”57年
刚反完右，这个“右派”的帽子谁也戴不起，周不得不一次次的作自我检讨，而且将这次教训铭记在心，日后成了打酱油专业户。这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为中国带来了
足够的政治恐慌，从此领导人不敢忤逆毛泽东，知识分子不敢指出问题，老百姓不敢表达不满，只能任人摆布，否则随便一句牢骚都有可能被当成罪证，毕竟老毛的
指标不是那么好凑的，老百姓不小心翼翼，官员们就会小题大作。这既为强制推行合作化创造了条件，更为日后的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这么一来前期准备都已做好，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千万螺丝钉组成的社会主义战车就可以发动起来了。1957年底，毛泽东前去苏联出席莫斯科会议，到
场的有几十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取代赫鲁晓夫。毛泽东要想管理地球，除了得消灭美帝以外，也不能让苏联人永远
骑在自己头上。斯大林挂点之后，这新上任的赫鲁晓夫又是跟美帝修好，又是裁军，又是削核武器，又是搞修正主义，又是破除个人崇拜，以老毛的观点来看，此人
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不得人心的软蛋，早就有意取而代之，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显露出了赫鲁晓夫所没有的霸
气，大谈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
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哗然。毛泽东在会上一边拐弯抹角的削弱赫鲁晓夫的威信，一边在众小国们面前装出副老大哥的
样子，极尽傲慢之能事，无怪乎赫鲁晓夫日后评价说：“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15】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可以成为新的武林盟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诸小国既不想要苏联老大哥，也不想要中国老大哥，更不想要核大战，
“解放全人类”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而且很容易被人当成神经病。毛泽东只觉得是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倍感挫折，前思后想，问题还是出在中国国力太弱上。
57年初时老毛曾说：“（苏联）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
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16】！”60年时亦有言：“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17】。”57年末时赫鲁
晓夫说要在15年内让苏联的水泥、钢铁和粮食产量赶上美国，毛泽东一听，小伙子有创意，立刻跟进，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仅仅一周后，《日人民
报》便正式推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18】。不过，赫鲁晓夫的意思是在15年后要让苏联赶上57年的美国，毛泽东的意思却是要赶上72年的英国，两者的
牛逼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如此深爱军工，大跃进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炼钢。5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535万吨，大约是苏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自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到1000万吨【19】。这个年增长率14%的指标已经很不切实际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
GDP才保八争十，但毛泽东还不满足，58年初他又放话：明年1000万吨，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20】。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
标：今年年底，钢铁产量就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泽东这个人中专学历，常年以自己数学挂科为傲，他的苏联在华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曾
说，毛对经济“一窍不通”【21】（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如此痛恨知识分子），他对炼钢的认知，确实只有“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这么简单。55年时
邓子恢说合作社数量只能翻半番，毛泽东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后的结果是翻了一番还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钢铁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钢就有钢”。

毛泽东一个中专生不懂炼钢就算了，他手下的冶金部长王鹤寿做得更绝，提出59年就要3000万吨、60年就要8000万吨的宏伟计划【22】，毛泽
东听“专家”都那么说，自然欣喜若狂。刘少奇当时有句话道破了我国官员一贯的虚弱本质：“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就会了，要是一个炼钢
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23】。”经过历次运动，毛泽东身边的人早就不敢替他泼冷水了，剩下的
都是一些“搞两年就会”的马屁精，毛泽东在这些人的撺掇下，胃口越来越大。56年的时候毛泽东曾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24】！”才过不到两年，毛泽东便
改口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25】。”

这边毛泽东定了指标，你谁敢不完成？58年中国正式进入疯狂的全民炼钢时代，1/6以上的人口参加了这场闹剧，就连外交部的院子里都搭起了炼钢炉。
但这炼钢还要考虑很多问题，不是光靠人海战术就能搞定的。首先是原料，铁矿从哪里来？鉴于当时农民普遍已经入社，“便于领导”，干部们一声令下，浩浩荡荡
的队伍就上山找矿去了。业余矿工到底效率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干部们灵机一动，又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钢铁回收。把什么公园的铁栏杆铁链子，居民家里的缝
纫机水管锅碗瓢盆之类的，凡是能看得见的铁制品，统统扔到炉子里重炼一遍。你说什么，这是胡闹？只要能保住乌纱帽，谁他妈管这么多！煤炭产量跟不上，燃料
不足怎么办？还是老规矩，先发动人上山砍树，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树砍得七七八八了还是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步伐，于是又把目光落到了居民家里，一
切木制品甚至房子，都可以用来作为炼钢的燃料，一把荒唐火，把农民的财产烧了个精光。你说什么，农民有不满？“交一把镂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根铁
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炼钢还需要炼钢炉，造山寨炼钢炉需要大量砖头，除了拆居民房，干部们又想出一个主意：拆古城墙。问题是，这种土砖窑搭配劣质燃料，根本就满足不了炼
钢的条件，一个个缝纫机扔进去，出来的全是铁疙瘩，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就这么拼了命的造假，还是满足不了毛泽东的要求，这样只剩下最后一招——放卫星了。
这“放卫星”如今是吹牛逼的意思，在毛时代却是个褒义词。那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毛泽东立刻就对这个能体现国力的东西着了迷，放话说我们也要抛卫星，要抛
就抛个大的，抛个一两万公斤的【26】。后来可能觉得这样太不低调了，于是改口说可以先从一两千斤的开始——苏联的卫星重83.6公斤。当年这牛逼吹的，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新华社58年10月29日报导说，河南600万人齐上阵，日产133万吨铁，10.3万吨钢。按照这个速度，河南人民努力小半年便可完
成全国的炼钢任务了。广西一个小县日产钢铁20万吨，另一个县出动7万多人，19小时采煤60万吨，接近57年全国的日产煤量。58年还没结束，1070
万吨的指标便顺利完成，毛泽东一时兴起，索性又改成了1200万吨。

钢铁产量都大跃进了，那农业产量也得跟上啊，不然毛泽东拿什么东西出口换设备？三千万国人用他们的生命，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成本最高的牛皮：亩产
万斤。这亩产万斤还不是随口胡诌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当时全国各地发明了各种奇特的种植方法，例如“密植”法，过去一亩地里撒一两斤种子，大
跃进时却要撒一两百斤，结果一斤粮食也收不到，种子统统烂在了地里。还有的地方在肥料上作文章，说粪便经高温熬煮更能发挥效力，于是架起一排排的锅来煮大
粪。看过金坷垃广告的人都知道，“三米以上两米以下，藏着让庄稼一百年都用不完的氮磷钾”，当年我国也讲“土地深翻”，以便让根系长到地下数米“吸收养
分”，安徽提出一般田挖三尺，高产田挖六尺，卫星田要深翻一丈，男女老幼什么活都不干，就光在那里挖地，挖出来的土拌上肥料再埋回去，“产量至少翻一
番”。万一上级领导来检查怎么办？那就把几亩地的粮食移到一亩地里，摆个造型蒙混过关。这么粗糙的手法不可能没有人看破，但是谁又敢说出真相呢？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
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
了，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
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
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
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
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
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
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
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
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前文说过，在粮食统销统购制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国家上缴的粮食也就越多。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000亿斤，由于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
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青壮年都上山砍树挖矿，秋收时庄稼一片片的烂在地里，妇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讥为“人民母社”），59年产量已经急剧下降到了
3400亿斤，60年下降到2870亿斤【27】。但征购指标却是水涨船高，57到58年为920亿斤，58到59年为1125亿斤，59到60年为
1214亿斤【28】，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越是穷折腾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

农民当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关的粮食，征购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饥荒的报告一份份丢到了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这时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觉指中，当
然不愿意相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认为所谓的“饥荒”是农民缺乏觉悟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愿意把粮食交给国家所找的借口，下令开展“反
瞒产私分”运动【29】，将粮食征购和反右挂钩。各地干部面对上级催粮如催命，只能组织“逼粮队”去农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例，
实际产量1191万斤，上报产量4610万斤，征购指标1200万斤，比该公社的总产量还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员不仅一粒粮食都不能剩下，还得倒吐几
口出来，最后36691名社员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饿死以外，其中还有一千多号人是因逼粮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杀身亡【30】。

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
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理
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
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
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
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
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
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
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
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
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
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
大屠杀。

基层干部对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是了解的，但专制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所以面对农民和政府之间相矛盾的利益诉求，这些人会
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是讲人性没人命，你做个良心人士不仅对大局毫无影响，说不定还把自己搞成了劳改犯，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存活率连农民都不
如。套一句爱国青年常说的话：这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不能改变，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适应吗！反正横是死竖也是死，当然是死农民不死自己。讽刺的是，许多国人
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些基层的执行者，而看不见背后那些决策者，最后基层干部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仅被老百姓看成十恶不赦的魔头，还被上层当成了替罪羊，搬到前
台供民众泄愤。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没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还以水晶宫主的身份被后人膜拜着。

农村这边饿得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毛泽东那边还是捷报频传：征购形势大好，收粮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可以争取超额征购，出口计划提前完成，共产主义
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开口就是管中国要粮食……我靠，这粮食是泛滥成灾啊，老毛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
假”【31】，“一天吃五顿也行吗”【32】，诸如此类昏话层出不穷，甚至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自绝后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跟毛泽东一样
昏庸，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列举大跃进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比中华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惨剧而
言，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批判，罪名从反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反党反人民、里通外国、组建军
事小集团、生活太简朴肯定是装逼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说彭德怀抗日太积极，消耗了我党用来内战的有生力量，“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
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33】。”在饥荒蔓延的同时，庐山上却在酝酿新一波的反右倾运动，除了彭德怀本人
以外，少数敢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剩下的聪明人见势不妙，立刻掉头转向，例如柯庆施、薄一波最初带的都是批判大跃进的材料（这种所谓的“批
判”，是在承认大跃进已经取得光辉战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痒的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完全是走过场，其内容不会比如今的两会更不和谐），一见彭德怀被放
倒，连夜组织人写赞美大跃进的材料带上庐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做得更绝，他在庐山的情况传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下放给了四川各级官员，要求众人写
读后感，之后以此为依据抓人，将老毛的绝招“引蛇出洞”活学活用到了极致【34】。

毛泽东本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便可以继续“高速跃进”，但人们就是再害怕政治运动，也不能因此就活活
饿死。庐山会议结束不过两个月，各省终于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轮大炼钢已经是无心更无力，城里人终于也体验到了饥饿的滋味（由于我党采取保城
市不保农村的策略，所以城里的情况远不如农村严重），在饥荒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终于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了。面对再也掩盖不住的事实，
毛泽东开始感到空前的压力，整过无数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不敢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能想法设法的推卸责任，接连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和
“苏修逼债”两个谎言，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为真。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要提供援助并让中国延期还款，问题是此时毛泽东已和赫鲁晓
夫交恶，而且这帮苏联佬还悍然攻击我党的总路线，妄图干涉我国内政，老毛自然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反而打肿脸充胖子，提前还清了外债，“不仅如此，我们还拿
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35】。”这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老毛还要
求干部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表示不吃自己最爱的红烧肉，让纯朴的中国人民感动得涕泪横流。老毛确实是没吃红烧肉，但却迷上了西餐，61年时老毛的菜谱
包括意式奶猪、咖喱牛肉、奶油鸡、鸡蓉鲍鱼汤、黄油鸡排、生菜大虾等几十道西菜【36】，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倒是之前跟着毛泽东一起发高烧说胡话的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1962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讲话，说大跃进是“三分天
灾，七分人祸”。这番讲话引动了毛的杀机，但也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强烈共鸣，尽管林彪和周恩来仍站在毛这一边，但此时已是大势已去，民意终于到了再也无法靠
阶级斗争压制的地步，老毛只能被迫接受刘少奇的纠偏方案。刘少奇也绝对不想跟毛泽东翻脸，两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主题是“如何在不损害伟大领袖威
信的情况下停止大跃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不断有人在饥饿中死去。为了不削老毛的面子，刘少奇对大跃进做了冷处理，“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
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37】”，大跃进依然不容置疑光辉正确，不承认错误，但也不继续犯错，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反正谁也不准批判老毛，更不能
追究他的责任。至于彭德怀这帮人，绝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
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留
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
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
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
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
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
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
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
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
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
剧，此乃后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
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我国抗战八年死了不到两千万人，大跃进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万，可见专制暴政之害，有时更甚于外敌的入侵。如今五十年过去，
网络上有反日的反韩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极少见到有人会去反思大跃进的，我党也不乐于让人们讨论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就像毛一样听不得任何批评。酿成悲剧
的土壤并没有消失，死难的同胞却没有纪念日，几乎被人彻底的遗忘。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人口死亡率飙升至25.43%，远高于57年的10.80%和1963年的10.04%（此数据被
毛派篡改并于网上大量张贴，试图在搜索引擎上覆盖国家统计局的原版数据），可见确实存在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但对于具体的死难人数则有多种说法，上至五千
五百万下至毛派坚称的一个都没有。多数研究者认为死难人数在两千万至四千万之间，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国史札记》）的三千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
（《墓碑》）的三千六百万等，具体技术细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中共至今对遇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官方说法，光从此点已经足见其内心的恐惧。

【2】详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3】1958年8月9日于山东视察，《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人民公社好》，人民网

【4】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

【5】《农村未来》1988年第二期

【6】《党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7】刘少奇1955年12月29日讲话“努力设计和生产新的轻工业品”，刘少奇纪念馆，人民网

【8】1955年和李先念、邓子恢的谈话，《党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

【9】1955年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等

【10】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1】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2】《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13】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14】同【13】

【15】关于莫斯科会议，详参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一节

【16】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7】1960年7月毛泽东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8】《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日人民报》1957年11月13日

【19】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1】《向农民开战》，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22】《大炼钢延祸全国》，丁抒《人祸》

【23】同【22】

【24】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25】1958年6月22日《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6】同【20】

【27】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引自杨继绳《墓碑》

【28】同【27】

【29】1958年2月22日《中央转批一个重要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0】《祸起中原》，杨继绳《墓碑》

【31】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32】《毛主席到了徐水》，《日人民报》1958年8月11日

【3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4】庐山会议其实是部非常喜感的宫廷剧，限于篇幅不作介绍，详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5】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36】《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毛泽东遗物事典》饮食起居篇

【37】王光美《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移民加拿大大陆食品厂厂长对比中加食品

移民加拿大大陆食品厂厂长对比中加食品

打印版【阿波罗新闻网2008-10-11讯】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商品被发现有严重的安全质量问题，中国的产品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焦点话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一位十
年前从中国大陆的南方省份云南移民到多伦多的施杰慎（谐音）先生，他是八○年代中国第一批下海做食品乡镇企业的厂长，在中国的食品行业中奋斗了十几个年
头。九七年移民加拿大后又曾经在加拿大安省Oakville市的一家南方美食公司（South Fine
Food）工作了四年，他告诉记者，出国后他基本不买从大陆進口来的食品，而只买台湾或香港出产的制成品。

葡萄干熏白了烤腰果

一见面，施先生就滔滔不绝的讲起了自己在食品行业近二十年来的见闻：我到国外来后，国产出口的食品我基本是不信任
的，以前在国内我也从不给孩子买各类酸奶果奶制品，不论厂家和品牌我都不信任。哪怕是中外合资企业我也不信任，到加拿大后我也基本不买国内来的食品。

前两个月家人买了包国产的葡萄干，本来这种经天然风干的自然食品应该没问题了吧。十年了，我脑子里绷着的弦也放松
了。但有一天，我很无意的把这包吃了一半的葡萄干倒進了装着一些还没有吃完的美国产的烤腰果的盒子里，放進一夜之后，我发现原来淡黄色的腰果变成了净白色
的了，而且是从里白到外。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在家做做这个试验，我一下反应过来，这种葡萄干的硫含量高到惊人的地步，因为硫就是起到熏掉不好看的颜色的作
用。

我一下醒悟过来，这些葡萄干的制作不是真正的通过自然风干，而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要先做硬化处理，要使用大量的焦
亚硫酸纳或柠檬酸，这些酸是也分工业级和食品级，差价很大，完全看生产厂家的良心。如果固化后的葡萄没有彻底漂洗干净，就会残留太多硫、酸，对人体非常有
害。其实这种葡萄干和真正自然风干的葡萄干在口感上是有区别的。

再比如国内食品厂做桃子罐头，要先淋硷去皮，很多厂用的是工业烧硷，内涵大量的硫和铅等致癌物，还有淋硷机本来应该
是用不锈钢来做，但国内大部分不是，是用铸铁做的，淋硷后生锈很厉害，每年做一次桃罐头，为了明年还用这个机器，就用汽车废油加工业蜡刷在机器上防锈，等
第二年用的时候用烫水冲洗一下就又接着用。淋硷后的桃子应该用大量的清水去锈的污染、烧硷的污染，还有硬化处理、固色等加入的柠檬酸、焦亚硫酸纳等，这都
需要大量的漂洗，但由于水的缺乏，和工厂要考虑成本和竞争，都不做多次漂洗，都是随便漂一两道，就進入生产。还有应该测水的酸硷度等，但根本就没有人这样
做，

国内的食品大多大量的滥用食品防腐剂，如果是国营单位，可能还会按照真的国家规定的食品生产级的标准去進货，但是一
般的乡镇企业和个体就没有保证，问题是现在大家为了追求利润，所以即使是国营企业，他们也不能保证進的是食品级的防腐剂，因为食品级的防腐剂的单价和工业
用的单价悬殊非常的大。

国产的甚么银耳等产品，也是用硫黄来熏，使其很白很好看，但对身体都是有害的，但因为这类食品不象假酒会吃死人，所
以在国内是非常普遍的，大家对这类商品都很习以为常。

国内和加拿大的食品业有天壤之别

施先生表示国内和加拿大这里的食品加工厂的差距大到无法形容的地步：我刚来的时候有朋友说，我也可以考虑来加拿大办
食品厂，因为这里的市场上也有白醋等卖，但如果我用自己在国内生产的方法来这里生产，那就是犯罪了，连中国的很多制药厂的生产环境也根本无法和这边的食品
厂相比。

我在的南方美食公司，专门有一间办公室，是属于安省政府的卫生检查部门的，政府检查人员要专门在里面做现场的测验和
报告，有人要定点来监督，如果这家厂的产品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要承担责任。这边的人也不作假，老板也不在旁边看着你。我介绍一个朋友到
食品厂，有一箱鸡翅膀掉在地上，是有塑料袋包装着的，他是新人不在意，就还是把塑料袋里的鸡翅膀当原料用了，因此他被老板解雇了。我当时都想不通，这在中
国很正常的，有塑料袋包着也没直接沾灰，可是也不行。这里的管理严格到我无法理解的程度。比如这里食品厂的质量检查员，他每天的工作非常的忙，根本无法偷
懒，他必须定时周期的不断检查各道工序的温度、加工时间，半成品到成品的质量，不断的签字，并随时调整各工序的加工时间等，如果这批产品出了问题，就会被
追究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

食品厂的所有设备是不锈钢的，每天由专业的清洗公司在夜里彻底清洗干净。有时如果早上开工前，发现屋顶还有因清洗而
留下的水气珠，就不能开工，必须先清理屋顶上水珠后才能开工。因为怕有细菌在水珠里。这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两边的管理差距太大。

而且两边的设备差距也是非常的大，这边流水线的设备全不锈钢，非常的安全、干净。再比如食品厂的衣服不能自己带走，
每天下班后有专业的服装清洗公司来收，每天按食品卫生要求洗好，每天上班用的都是新洗好的衣服。一次性手套，质量检验员永远不允许看到工人手的皮肤，否则
经理看到了，检验员就会丢饭碗。

施先生给我们对比了在中国糕点厂的见闻：那时也是工作关系能看到他们的生产车间，那是一家吉庆祥的工厂，他们专门有
地方堆积回收糕点，因为糕点厂自己有很多销售店，过期食品一律回收，堆够数量后又整体回炉加工，很多糕点发霉变质很严重，看了非常的触目惊心，但主任说如
果倒掉就会损失钱，所以在加入一部分新的原料后在加工成一种叫"耳朵饼"的糕点出售，由于价格相对很低廉，当时就是6分钱一片，所以厂家介绍，这种饼在学
校附近卖给学生最受欢迎。

当然也有质量相对好的产品，比如重油蛋糕就是用新料做的。但他也看见有时鸡蛋流的到处都是，包括地上也有，工人就用
干面粉拨上去，把其收集起来做糕点，包括流在地上的鸡蛋：
这些都是十年十几年前的事了，但十几年后，在海外又看到了南京糕点厂如何用头年的月饼重
新加工新月饼的报道，其实这有甚么，这些事我们十多年前就都司空见惯的了，当时我看到了也只是觉得就是那样的，没有更多的想法，反正大家都是吃这些东西，
大家也觉得很正常。

加拿大标准无法在中国实现

施先生可以说是食品业方面的专家了，但他表示如果今天让他回去中国，按加拿大的标准来管理食品企业，他是无法实现
的：这是一种体制的问题，不管有多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国内的不正当竞争，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等一大堆的问题，我的食品做的再好，也得不到保
护。现在国内食品厂家，99%的做宣传都不敢把镜头对着自己的生产线和加工场地，都是对准包装，以前云南有个五矿公司投资了一个很好的食品厂，饮料生产
线，漂亮的厂房，二亿多投资，很符合国际标准的，但那样的厂就是因为成本高，没有竞争力早就垮掉了。

国家是有法规，有些法规有了几十年了，但都是纸上谈兵，现实没有按其执行的。而且要命的是立法者很多在做违法的事，
而且他们就立些含意模糊的法规，好便于他们自己开脱和得利。执法的人也是用法来做交易。

很多监管食品行业的人更本不懂食品的加工和生产条件要求。他们负责发食品营业许可，但很多管理太不细致，而且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特别是厂家和食品管理部门间都有利益关系的。以前主管我们的人没事就来厂里转转，拿产品等，当然他们也给我们通风报信。目前国际上都在说中共
产品的问题，中共政府是会在出口产品的管理上加强，但整个中国食品业的现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起点就很低，出口商品的要求会高一些，那也是和国内的标准
比，但和西方的标准比起来还是太低太低了。

施先生认为，他虽然出国已经十年，但对十年前的经历实在是印象深刻，十年后他个人认为在中国现在的体制下不会有大的
改变：我们以前面临的甚么几省几市的卫生大检查，那都是表面文章，只要让检查团的吃好喝好就行，他们装模作样的提点改進意见就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你比
如说明年要搞奥运，他们可以拿出几十上百元去做最漂亮的垃圾桶，也可以用甚至是上万上百万盆的花，把最藏的地方打扮成最漂亮的地方，实际就是造假，但你看
看后面的真相，真是惨不忍睹。

唐人街的辣椒油真便宜

施先生以现在多伦多很多华人超市里都卖着的某种品牌的"辣椒油"举例：比如说油，以我们现在生活在海外，我们这样来
算，油按照现在国内的价格，就算是人民币
10元一公斤，以500克的"XX"辣椒油来算，200克的油，算5块一公斤的辣椒面200克，加起来成本就已经是6块钱，加上盖子，瓶子、商标和包装纸
箱等，不算人工成本就至少是7快，但在国内的批发市场上，不用7块就可以卖到这种辣椒油，如果出厂价是五块，他们得怎么才能降低成本？我希望你们能到国内
做做调查，把这些成本算算就明白了。

即使是国营企业，他们会选择买一万元一吨的油，还是四千、五千一吨的呢？有很多所谓的油脂化工厂，他们的油的来源是
非常可疑的。我们在国内经常能看到有的人骑着自行车，后面挂着两只油浸浸的桶，都是到饭馆、医院等地收集的泔水油或地沟油，一些这样的油回收到油脂化工
厂，经过重新加工，高温处理，对新油再卖给餐馆、食品厂，价格低廉很多。

他一再建议我们的媒体要到各食品加工厂去看看那些生产环境，并且请他们随手拿一个产品算算其成本价：有些成本是无法
压缩的，如包装、商标运输等，但里面的食品内涵物的来源就很值得研究。我们现在讲的是完全不考虑人工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是一分钱人工没有，仅仅是原材料
的成本价都可以找出大问题来。

施先生认为，前一阵在全球闹的很热闹的纸包子事件是完全可能真实存在的：因为纸包子还没有把人吃死掉，以前假酒把人
吃死掉的事发生了很多很多，最早是在贵州、四川等地假酒吃死人，最大的一次是云南省会泽县，一次假酒至死35个人，可政府说甚么要整顿，也没有甚么官员被
撤职，只是制假的某个人被抓了，但后面还是不断的有人做，因为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监管这些事。

施先生建议所有媒体记者，在中国的市场上随手拿一包食品，按其厂址去拍一拍、照一照就会了解真相：那些厂区和环境，
看一看就知道，是生产不出好东西来的，老字号也经不起参观。比如"德和"是国营的大食品厂，很有名的，做罐头的，出口企业，午餐肉、云腿大片，还有山楂片
等等。就说那个山楂片的制作非常的令人恶心，用大汽油桶，把很多山楂放在里面，头年采摘来的山楂用糖糟在里面，加入防腐剂"山梨酸甲"，一般人以为是甚么
野果里提出来的防腐剂，其实就是苯甲酸纳，很多汽油桶，外表锈蚀的很厉害，到第二年的时候加工，铺成薄片，卷成卷，就叫"果丹皮"，就这么吃，当你从那些
桶旁边走，闻起来的味道有些酸臭。他们自己的职工一般不吃，但大部分顾客眼不见心不烦，照样好卖。还有他们做的午餐肉，大量的骨头，用粉碎机打碎拌在肉类
中，我认为这样做的还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施先生还提起了当年自己的一段经历：当时我的工厂生产米醋精，包装用的是回收来的，医院用的生理盐水输液瓶，有一次
到一家医院的附属制剂室，发现他们也在用同样的回收瓶做给病人输液制剂的包装，而那些瓶子的清洗过程，也是穿着白大褂的人工的拿把刷子在水里洗一洗，和我
的食品厂的清洗条件一样简陋。我是用来装醋，他们用来装注射液。

施先生说，据他观察，中国现在出口的产品在海外主要还是消费给海外生活的华裔，洋人基本不吃，中成药也是一样：我们
当时在国内办罐头厂，因为是资金少，所以也是靠买旧设备起家，曾经到中成药厂去收购旧机器，那个厂的设备不比我们食品厂好多少，很多设备也是很锈的，这样
的产品到了国外，所以被测出来重金属超标。你把再好的好东西拿上去加工出来也被污染了。

还有在中国有很多家庭式的食品生产加工厂，多在城郊结合部的民租屋里，很小的地方就是一个生产车间。比如有做酸奶
的，完全在没有任何设备和卫生条件的情况下生产酸奶，唯一的设备是封口机，他们只在包装上下功夫。

这些酸奶制造者的奶粉来源，有的是是糖烟酒公司，副食品公司的仓库中的破损堆料。这些公司从奶粉厂進的奶粉做批发，
由于仓库管理的混乱，老鼠很普遍，人为因素等，常年遗留了一些奶粉，最后收集起来有上吨含沙子、灰尘、烟头、纸箱皮等的奶粉，就卖给这样的个体生产者，他
们把其溶解过滤后，对上糖、防腐剂、酸味剂等成份制造果奶、酸奶。这类产品的造价很低廉，正规厂家无法和其竞争，也不得不想各种办法降低成本，怎么降低？
各有各的秘密。

在举了更多的伪劣名牌食品的制作过程后，施先生笑着说："不过现在即使是不吃Made in
China的食品也还是不安全，因为中国人很聪明，比如中国产的蜂蜜按北美标准农药量超标進不来，他们就先出口到南美勾兑后再進加拿大，价格也比本地产的
便宜。"

施先生最后告诉记者，他认为并不是中国人愿意这么做，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假货的社会里：其实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受
害者，祸根还是中共独裁体制。这么多年来为了维护其统治，中共真是坏事做绝，假话说尽，老百姓觉得自己受骗上当，又找不到出路，所以出于生存目地，想过好
日子的愿望，大家也学着中共造假，还能满足自己对社会的报复心理，当然最后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中共不垮，中国要是没有真正的民主和法制，我认为那里的食品
不会有可信度的。不是中国人天生坏，也不是中国人喜欢做有毒食品、商品，几十年前我们的上辈老人都是很讲商业良心的，"诚信"、"仁德"是就是很多这类老
字号的致富秘诀，全让中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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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笃若

Monday, June 14,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