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东德官员指北京“六四”方案绝对不能用
当年东德官员指北京“六四”方案绝对不能用
作者 尼古拉
发表日期 07/11/2009 更新日期 19/11/2009 13:18 TU
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二十年前的这一天,轰然倒塌的柏林墙成为了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那柏林墙的倒塌,对欧洲乃至中国有怎样的影响了?带着上述问题,就此,本台采访了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欧华导报»(Chinese European Post)主编钱跃君博士。
问:作为一名旅德华人,请问您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还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来到德国的呢?
钱跃君:我是1985年6月到德国的。当时,正好一位德国教授到中国访问。在中国的时候碰到我,对我的科研项目及科研能力非常感兴趣。他觉得我在中国很可惜,就邀请我去德国从事科研。这样,邀请我来到了德国。一到之后就被聘为科研助教。
问:当时,你在国内是哪个单位呢?
钱跃君:上海同济大学。
问:在您1985年抵达德国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欧的变化,都应属于您亲历的事件?
钱跃君:不仅亲历过。我85年一到德国以后,第一个去游览的地方就是东柏林。85年到东柏林看了那里的情况。比较东、西柏林,我当时感觉,在东柏林,表面看上去,整个建筑等等……古典的东西很多,但气氛十分压抑,没有自由的感觉。大家的脸都是不笑也不哭。然而在西柏林,尽管没有很多高楼大厦,但生活气氛很活跃。比如在街上,可以看到有说、有唱、有跳舞的。五颜六色,穿著也是五颜六色。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见到几个东德的人,他们到西柏林来访问。我和他们交谈,他们也搞不懂,同样是卖力的干活,为什么别人这么富有,而自己却那么穷。我解释说,这就是制度的区别。老百姓都是很卖力的,但劳动成果却没有到老百姓的袋里。
问:时间飞逝,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请问您现在对柏林墙倒塌这一事件有何反思呢?
钱跃君:二十年前刚倒塌的时候,大家是一种激动。过了十年以后,大家又都在忙着经济恢复。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才真正地冷静起来,开始回想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举行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包含了多重因素。其中之一是,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回想到当年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比如说匈牙利,当年最早时候是在匈牙利搞了一场野餐会。这是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边界附近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野餐,邀请两国边境上的村民们前来参加,表示大家和平,不要战争。但是组织者没有想到,东德民众却借此机会通过奥地利逃往西德。当年的这一逃亡,弄得边境人员很尴尬。开枪还是不开枪?按照法律是应该开枪的。但边境人员没有开枪,这样促成了逃往的成功。所以,这次德国总理亲自赶到匈牙利感谢感谢当年的边境人员。这些人现在都已退休了。还有就是捷克,后来东德把边境堵住了,逃不了了。很多人就逃到西德驻捷克大使馆,一下子涌入了三千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马上赶到捷克,与捷克高层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把人全部送往西德。所以,这次德方人员也到捷克,感谢当年能够同意放人的捷克政治家。
出乎意外的是,二十年后恰恰是当年东德的那些异议人士,想到了中国的89学运。他们很感动。因为89学运对他们是一个鼓舞。89被镇压以后,当时的东德共产党不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会在全世界引发轰动,引发抗议?就特地派了一名东德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前往北京。本想让他去取经,了解中国是怎样处理问题的。但没想到,他回德国后和当时的党总书记说,看来北京方案绝对不能用。他们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东德老百姓就起来了。结果东德采取了对话、克制的方法,最后完成了一次和平的革命。所以,东德异议人士讲,如果东德政府采取镇压手段的话,首当其冲,异议人士和游行组织者就要流血了。所以,他们对北京感到同情。
这些异议人士,如今都是大政治家了。他们对中国的海外民运和中国人权都特别关注,包括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她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事业和中国的老百姓,包括中国海外的留学生。比如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创办了«欧华导报»。当时经济比较困难。后来我就找到基督教民主党的青年组织,要求他们的负责人帮助«欧华导报»。他们都非常热心去找了默克尔。默克尔当年是德国的青年部部长。当时在92年-93年左右我见到了默克尔。我对她说,留学生有一份报纸,希望通过这份报纸给留学生做更多的民主启蒙,人权启蒙,包括法制启蒙。默克尔说好!她批了。之后,我们报纸的所有费用百分之百都由政府资助。可惜的是,在下一届大选后,她由青年部长改任环境保护部长,我们的经费也就断了。所以现在对我们支持最多的,恰恰是东德过来的政治家。
问:柏林墙倒塌、东德民众涌往西德,对整个欧洲而言都有很大的冲击。二十年后,您觉得现在德国是否已经逐渐消化了当年冲击的影响呢?
钱跃君:好的制度首先是有人性的制度,而不是为了哪个主义。从这点而言,当年的西德政府,包括西德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民主、尊重人权的社会。他们不仅对东德老百姓,包括对整个东欧老百姓都有一种责任感。从战后一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当年的西德不仅对东德同胞,而且对所有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 ——只要还能证明自己是德国后裔,父亲或者祖父是德国人,全部接受。政府对每位以各种渠道前来西德的东德同胞都发放“欢迎费”100马克,从这点来说,民主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最爱国的。而东德则会枪杀想前往西德的国民。柏林墙倒塌以后,那是成千上万的人潮。有一座桥,在45分钟内就涌过了2万多人。所以是几十万人一下子涌过来。西德政府表示,会守信誉,每人一百马克照发。当时政府来不及发钱,只好发动银行帮忙发钱。而在两德统一以后,西德政府则提出,要支持东德重新建设。当西德接纳东德财政后,发现整个国库是空的,被用空了,变成了社会负担。不够钱怎么办,所以设立了「团结税」,发扬大家团结互助的精神。每个有工资收入的人,都要从工资中扣出一定比率的钱来资助东德的建设。
问:现在东德和西德的差距还大吗?
钱跃君:现在东德和西德几乎没有差距了。十年前还有讲,东德和西德存在退休金、医疗保险等问题,东德要比西德少20%到10%,现在已经全部拉平了。如果做个比较的话,当年东欧国家,从和平革命到民主化,发展到今天,就人均产值GDP而言,2008年捷克国民人均产值是两万一千美元,匈牙利达到一万五千五百美元,波兰一万三千八百美元。而中国现在的国民人均产值只是波兰的一个零头:三千三百美元。
作者 尼古拉
发表日期 07/11/2009 更新日期 19/11/2009 13:18 TU
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二十年前的这一天,轰然倒塌的柏林墙成为了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那柏林墙的倒塌,对欧洲乃至中国有怎样的影响了?带着上述问题,就此,本台采访了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欧华导报»(Chinese European Post)主编钱跃君博士。
问:作为一名旅德华人,请问您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还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来到德国的呢?
钱跃君:我是1985年6月到德国的。当时,正好一位德国教授到中国访问。在中国的时候碰到我,对我的科研项目及科研能力非常感兴趣。他觉得我在中国很可惜,就邀请我去德国从事科研。这样,邀请我来到了德国。一到之后就被聘为科研助教。
问:当时,你在国内是哪个单位呢?
钱跃君:上海同济大学。
问:在您1985年抵达德国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欧的变化,都应属于您亲历的事件?
钱跃君:不仅亲历过。我85年一到德国以后,第一个去游览的地方就是东柏林。85年到东柏林看了那里的情况。比较东、西柏林,我当时感觉,在东柏林,表面看上去,整个建筑等等……古典的东西很多,但气氛十分压抑,没有自由的感觉。大家的脸都是不笑也不哭。然而在西柏林,尽管没有很多高楼大厦,但生活气氛很活跃。比如在街上,可以看到有说、有唱、有跳舞的。五颜六色,穿著也是五颜六色。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见到几个东德的人,他们到西柏林来访问。我和他们交谈,他们也搞不懂,同样是卖力的干活,为什么别人这么富有,而自己却那么穷。我解释说,这就是制度的区别。老百姓都是很卖力的,但劳动成果却没有到老百姓的袋里。
问:时间飞逝,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请问您现在对柏林墙倒塌这一事件有何反思呢?
钱跃君:二十年前刚倒塌的时候,大家是一种激动。过了十年以后,大家又都在忙着经济恢复。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才真正地冷静起来,开始回想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举行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包含了多重因素。其中之一是,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回想到当年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比如说匈牙利,当年最早时候是在匈牙利搞了一场野餐会。这是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边界附近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野餐,邀请两国边境上的村民们前来参加,表示大家和平,不要战争。但是组织者没有想到,东德民众却借此机会通过奥地利逃往西德。当年的这一逃亡,弄得边境人员很尴尬。开枪还是不开枪?按照法律是应该开枪的。但边境人员没有开枪,这样促成了逃往的成功。所以,这次德国总理亲自赶到匈牙利感谢感谢当年的边境人员。这些人现在都已退休了。还有就是捷克,后来东德把边境堵住了,逃不了了。很多人就逃到西德驻捷克大使馆,一下子涌入了三千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马上赶到捷克,与捷克高层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把人全部送往西德。所以,这次德方人员也到捷克,感谢当年能够同意放人的捷克政治家。
出乎意外的是,二十年后恰恰是当年东德的那些异议人士,想到了中国的89学运。他们很感动。因为89学运对他们是一个鼓舞。89被镇压以后,当时的东德共产党不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会在全世界引发轰动,引发抗议?就特地派了一名东德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前往北京。本想让他去取经,了解中国是怎样处理问题的。但没想到,他回德国后和当时的党总书记说,看来北京方案绝对不能用。他们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东德老百姓就起来了。结果东德采取了对话、克制的方法,最后完成了一次和平的革命。所以,东德异议人士讲,如果东德政府采取镇压手段的话,首当其冲,异议人士和游行组织者就要流血了。所以,他们对北京感到同情。
这些异议人士,如今都是大政治家了。他们对中国的海外民运和中国人权都特别关注,包括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她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事业和中国的老百姓,包括中国海外的留学生。比如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创办了«欧华导报»。当时经济比较困难。后来我就找到基督教民主党的青年组织,要求他们的负责人帮助«欧华导报»。他们都非常热心去找了默克尔。默克尔当年是德国的青年部部长。当时在92年-93年左右我见到了默克尔。我对她说,留学生有一份报纸,希望通过这份报纸给留学生做更多的民主启蒙,人权启蒙,包括法制启蒙。默克尔说好!她批了。之后,我们报纸的所有费用百分之百都由政府资助。可惜的是,在下一届大选后,她由青年部长改任环境保护部长,我们的经费也就断了。所以现在对我们支持最多的,恰恰是东德过来的政治家。
问:柏林墙倒塌、东德民众涌往西德,对整个欧洲而言都有很大的冲击。二十年后,您觉得现在德国是否已经逐渐消化了当年冲击的影响呢?
钱跃君:好的制度首先是有人性的制度,而不是为了哪个主义。从这点而言,当年的西德政府,包括西德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民主、尊重人权的社会。他们不仅对东德老百姓,包括对整个东欧老百姓都有一种责任感。从战后一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当年的西德不仅对东德同胞,而且对所有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 ——只要还能证明自己是德国后裔,父亲或者祖父是德国人,全部接受。政府对每位以各种渠道前来西德的东德同胞都发放“欢迎费”100马克,从这点来说,民主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最爱国的。而东德则会枪杀想前往西德的国民。柏林墙倒塌以后,那是成千上万的人潮。有一座桥,在45分钟内就涌过了2万多人。所以是几十万人一下子涌过来。西德政府表示,会守信誉,每人一百马克照发。当时政府来不及发钱,只好发动银行帮忙发钱。而在两德统一以后,西德政府则提出,要支持东德重新建设。当西德接纳东德财政后,发现整个国库是空的,被用空了,变成了社会负担。不够钱怎么办,所以设立了「团结税」,发扬大家团结互助的精神。每个有工资收入的人,都要从工资中扣出一定比率的钱来资助东德的建设。
问:现在东德和西德的差距还大吗?
钱跃君:现在东德和西德几乎没有差距了。十年前还有讲,东德和西德存在退休金、医疗保险等问题,东德要比西德少20%到10%,现在已经全部拉平了。如果做个比较的话,当年东欧国家,从和平革命到民主化,发展到今天,就人均产值GDP而言,2008年捷克国民人均产值是两万一千美元,匈牙利达到一万五千五百美元,波兰一万三千八百美元。而中国现在的国民人均产值只是波兰的一个零头:三千三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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